■王芸菲

夏日的午后，客厅里飘着冰镇西瓜的甜香，孩子们抱着西瓜啃得满脸汁水。空调风清凉地吹着，一切都懒洋洋的，舒服得让人想打盹。

“嘶——”

母亲房间里传来一声压抑的抽气。我推门进去，看见她胳膊肘抵着墙，肩膀使劲往后缩，身子拧得像根麻花，手里那张膏药都快被揉烂了，却贴不到那个疼痛的位置。

我的心猛地一揪，下意识地冲过去，从她手里拿过那片膏药。

母亲这肩膀的老毛病，看了不少地方，也试了些土方子，可那疼就像扎了根的钉子，怎么也拔不掉。我叹了口气，帮她把膏药贴平。窗外的太阳明晃晃地照着，晃得人有些恍惚，我好像又看见那个挑着西瓜的母亲。

我记得刚上小学那会儿，父亲在外地打工，寄回的钱刚好够我们姐弟仨交学费，家里全靠母亲一个人撑着。

那年夏天特别热，母亲在小镇文化站闲置的空房里支了个摊位，开始卖西瓜。可随着酷暑的发威，知了声嘶力竭地叫，柏油路被晒得发软，村里的狗都伸着舌头趴在墙根下一动不动，谁还愿意出门？

做生意的，坐着等不是办法。母亲咬咬牙，决定挑着担子去卖。两大筐西瓜，沉甸甸地压在她那瘦弱的肩头，扁担深深地勒进肉里。汗水湿透了后背的衣裳，紧紧贴在身上，显出脊梁骨的形状。脚下的石板路烫得能煎熟鸡蛋，她就那么一步一步地挪。很多年轻主妇正愁天热，懒得出门，看到母亲把西瓜送上门，二话不说就买了。西瓜不贵，但挑着西瓜顶着烈日挨家挨户地走，最是艰难。

那天，母亲回来得特别晚。她刚迈进门，身子一软，直挺挺地倒了下去。扁担哐当一声砸到地上，箩筐翻了，一个滚圆的西瓜砰地碎在她脚边，鲜红的瓜瓤溅得一地，刺眼得很。

我吓坏了，哭着扑过去摇她，手碰到她的额头，滚烫！邻居们闻声赶来，又是掐人中又是灌凉水，好一阵忙乱才把母亲弄醒。她睫毛颤了颤，醒来的第一句话，不是说自己难受，而是看着摔烂的西瓜，声音轻得像蚊子道：“碎了……可惜了……”

那一刻，我看着她肩头那片被扁担磨得发紫，甚至渗着血丝的皮肉，突然明白了，那上面扛着的，哪里只是西瓜，分明是我们整个家的天。

现在生活好了，再也不用母亲去挑着西瓜暴晒了。可她肩上的烈日真的消失了吗？没有，它变成了她背上那块撕下又贴上的膏药，变成了她阴雨天里忍不住的蹙眉，也变成了她半夜里那一声轻轻的叹息。

我轻轻按着母亲肩上的膏药，指腹下，那曾被扁担勒过的地方，粗糙得有些硌手。我忽然就觉得，那年夏天最毒的太阳，其实从来没有落下过。它就烙在这里，烙在母亲的骨血里，也烙在了我心中，一份说不出口却越来越沉重的心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