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宜尧

前几天浏览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一朵花开了两次》，作者是乔叶老师。这个题目好，看一眼就忘不掉，时常浮现在脑海。

有一天，写君子兰，定下的题目是《在一朵花里遇见你我》，写的是几年前的一段时间几乎所有的花枯死了，但，唯有那棵君子兰还绿意葱葱。趁这个机会，移出了两棵小的，随手就栽在了一大一小的花盆里。

一年后，那棵大盆的，长得极为茁壮挺拔。而小盆的，却长得娇小玲珑。明明是它俩一样大，却因为花盆的大小改变了生命的样子。

写完以后，忽然感觉，这不就是“一朵花开了两次”吗？一次在花的生命里，一次在我的生命里。

人是不是也应该开两次呢？

以前，没想过这个问题。即便人家问了关于读书之事，我也敷衍回答，读书码字和打麻将差不多，你们把时间用来码牌了，我用来读书码字了，都是“码”，没区别。

其实，有区别。打麻将，可以堂而皇之。读书码字，不见得能堂而皇之，见的人，听的人，转过身去，嘴撇得能挂个油瓶。

爱人需要你倒水、做饭，你说你看书，那能行吗？孩子需要喂奶粉，或接送上下学，你说你码字？什么样的生活角色，就承担着角色赋予的责任与义务。即便是看起来相对美好的读书，只要出了学校门，就不可能再因为读书而搪塞生活的琐碎。那么，这种热爱，就只能在现实的隙缝中艰难生存。

但，这种艰难，催生出热爱的坚韧。

不知道我是怎么爱上写作的，从小喜欢不假，但也不明显，我喜欢的事情很多。喜欢的、热爱的，不都是随着岁月的增长而增长，有的热爱会慢慢销声匿迹。唯有读书、码字，是随着岁月的增长兴趣益发浓郁。

当我真正意识到写作的人有两生的时候，我开始毫无顾忌地、有目的地读书，写读后感、评论。这是我对书籍的见解，也是对生活的见解，慢慢写随笔，写散文，偶尔遇到了“小说”，也就写了几篇小小说，一切都顺其自然。

我心里始终存在一丝纠结，就是我的“小作文”什么时候应该改变一下，向“文学”靠拢。去年参加一次文学笔会，我说了自己的想法，有位老师给予我极大的鼓励：能写什么就写什么，小，不代表什么，不违背自己的初心就好。我当时听了很感动。后来，那种纠结又出现了，人家老师怎么会当你的面说“小作文”的毛病呢？思来想去，我也不能管那么多了，我在铁路上班，时间零碎，上班下班，两头家事，琐事较多，也只能以“短文不过夜”的方法取胜了，适合自己的文字才是最好的文学表达。所以我更坚定了自己的路，只要自己喜欢，就应该坚定走下去。

回头再看，写作的人比别人多活了更长久的一生。一个活在现实生活里，一个活在文字长河中。生活不容人选择，也不容易选择，我们被生活捏造成生活需要的样子，有时很痛苦，却能栖居在文字里塑造另一个自己，有时很幸福，像现在，能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美好，终将会一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