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鸿

九人，是哪九个人？张君劢、柳亚子、陶行知、胡愈之、潘光旦、张荫麟、徐铸成、千家驹、沈昌文。由此可知，张冠生《九人》中的主角均为声名远播的学界硕儒，每一个体都是可被不断品鉴、颂扬的丰碑式人物。他们不仅学养深厚，且性情卓绝。放眼历史长河里，他们连缀成一道光芒，给人闪耀夺目之感。

从1946年4月起，回到上海的陶行知于生命的最后一百多天里，在工厂、学校、机关、广场发表演讲达八十多次，演讲主题乃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自知日子不多的他，为国家谋未来、为百姓谋安宁，时时把自己的身体置放在崩溃边缘。身体的如此境地，乃心灵的无比幸福。爱国境界之深邃与牢固，莫过于如此。于自由、昂首时节，徐铸成不舍昼夜，写下三百余万言。一旦失去自由，他宁肯留下二十年空白，亦不作假。直到再获自由，重新昂首时，他又握管濡墨，晨钟暮鼓时写下二百余万言。对徐铸成来讲，写作是存在的证明，写作是生命之火不熄的证据。每一个字皆椎心泣血。没有一个字是无病呻吟。

收入于书中的九篇文章，每一篇皆可被视作短传或小传。话虽如此，对人物进行全面、完整的书写，并非张冠生的目的。写出他眼里心中最闪耀、最灼热的一面，才是他的用意。在《后记》中，他写道：“九人之外，还有九十、九百、九千……须存，须敬，须传。”此外，他还说道：“前辈先生们的故事、逸事和传奇，是该写写。即便写不好，也有胜于无。”怀抱敬意地写下的文字，被素不相识的人品读过，就是意义之所向。

并不都指向轰轰烈烈、铁骨铮铮的一面，于心灵密道中寻找若干可循的迹象，是《九人》与别的同类著作之不同。先生与先生间之最大不同，不都在于功业成就上，有时候与内心状态密切相关。如此切入，写出来的人更真实，更贴合彼时情境。写出来的真实模样，以及彼时的真实情境，皆与细节密布有关。如同走进先生们的日常生活，如同侧耳倾听先生们的心声。在贵州遵义，临终前的浙大教授、哲学家张荫麟口诵《庄子·秋水篇》，与病床前诸位学生逐一握手作别，徐徐气绝。临终前乃处境，学生面前是为情境与对象，《庄子》对张荫麟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这部经典，不仅是他研究对象，更是他安身立命的精神空间。这气度，这眷恋，有赖于《庄子》与庄子的成全。由此观之，英年早逝的他，正是被经典照拂过的他，亦是何等幸运的。

张冠生笔下人物，其活动时间或驰骋舞台多指向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十年光阴。在丧权辱国、战争不断、民不聊生的岁月里，他们活成自己期许的模样，并且为国家的文化传承与未来美好注入若干可能。从人格高度来讲，后人大概只能“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此句原为颜渊对孔子学问与道德的赞叹，形容学说高深奥妙，越仰望越显崇高，越钻研越觉得坚实。挪至此处，表达读者对先生们高贵品质、渊深学问之敬意，亦恰如其分。亦可以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此乃范仲淹的心声，表达对东汉隐士严子陵的敬服。更可以是当下人的共鸣，表达对诸位先生的由衷敬意。

活在当下的我们，之所以很难想象居然有过这样一群人、一些人，原因正在于我们早已被俗气、浊气掩盖。最可怕的不是我们的很难想象与不知道，而是我们的不信。不信竟有这样的他们，从历史的烟尘中悄然走过，只留下清浅的印迹。

之所以写下《九人》，不仅源于张冠生的梳理史料，还在于他与其中的若干先生有过生前交集。得知沈昌文先生去世后，他写道：“心头一坠，眼前忽暗。一盏明亮温暖的书灯，长明一世，倏忽升空，人间不再。”此话虽说沈先生，却也可以用在笔下的其他几位先生身上。不管是否与张冠生有过现实交集，在他心中，他们都是一盏盏指路明灯，它们从未因辞世而暗淡，反而迸发出更明亮的光，照亮更漫长迢遥的长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