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路上的药房药铺
★泉州中山路较有名的药房（铺）：新桥头的苏年福流生药房、金鱼巷口的王承宗三泰药店、打锡巷口的何大年永惠药店、马坂巷口的陈振辰南生药房、水门巷口的陈国珍泰明药店、洲顶的叶燕臣自元药房。当时医院、药房并举，看病、售药兼顾。后起者有的放弃诊所业务专事药房，如开设在打锡巷口的陈清源泉州药店、南街头的张骥崖泉永药房、指挥巷口的杨逢图大众药房等。
★昌隆参行：抗战期间创办于中山南路花桥亭边，经理为陈文卿，其人熟悉医药行情，商业信息灵通，昌隆成了泉州最大药行，设有门市部，零售参茸燕桂等贵重滋补药品，还批发一般药材及成药。参行存货量多，营业额大，能左右泉州药物行市，曾被称为“东南七省药王”。
★春生堂：经销店曾设在中山南路旧449号（今411号），春生堂与松筠堂、万全堂并称三大疯伤补酒，系永春拳师郭信春于清道光年间始创。
严以治店和衷共济
培养一批医药名家
口述：
父亲不仅自己一生严谨方正，对员工、子女也有极严格的要求。在他的培养下，共和参药行走出了一批泉州中药界公认的权威人士。
黄锡福一贯严以治店，因药材与生命健康息息相关，他要求所有店员都要有较强的业务能力、敏锐的判断识别能力和竭诚敬业的态度。当时“共和”的货源主要来自两个渠道，一是药材的原产地，一是到全国各通商大埠采办。无论从哪个渠道进货，黄锡福要求认准地道产品，强调货真价实，绝不以次充好。对于贵重的药材，他委派最信任的人专门采购并亲自验收。
在黄奕谦的印象中，父亲很注重对后辈的教导与培养。他亲自辅导指点，悉心培养了一批业务上的行家里手：其内侄王清海，曾任“共和”经理，后任泉州市医药公司中药部业务主办；蔡天炳，原“共和”批发部负责人，后任泉州市医药公司经理；王秀围，曾任“共和”高级药材采购人员，后来成了泉州中药界公认的权威人士。其他一批曾在“共和”供职的人员，如王慕农、杨好生、萧俊明、陈英球、陈英武等，也都是泉州医药界的知名人士。
后来有些店员独立开店，如刘金秋创办了“仁和”，陈英球创办了“源和”，陈英武创办了“大和”，都把铺号缀上一个“和”字，以示对“共和”的纪念，由此不难想象“共和”对他们的影响之大。
门市业务独领风骚
规模扩大广开分号
口述：
当时的中山路庄府巷口一带，街面一溜房子大部分是“共和”的店面，建筑面积大概有1000平方米。
在激烈的竞争中，“共和”冲杀了出来，从一个本微店小的合股小药店发展到颇具规模的参药行，尤其是门市业务，在全市中药铺中一直是独领风骚。“共和”与上海、天津、武汉、温州、福州、厦门、漳州、香港等地著名商埠都有直接的业务关系。同时，在各主要商埠都委托当地药庄采办，及时通报参药市情价格，调剂货源互通有无。在晋江、南安、惠安、永春、德化、莆田、仙游等地，“共和”也与批发商们建立密切的联系，凡来“共和”批发药材的客商都予免费食宿招待；熟悉的客户遇到银根（即资金）抽紧等困难，予以赊销，先交货，待“年关”结账。
据黄奕谦回忆，当时战乱频繁，交通不便，外出采购常常要长途跋涉，不仅辛苦，还有风险。黄锡福对采购人员予以充分信任，全权委托，还给20%的红利分成，使采购人员悉心尽命。
而在门市业务上，黄锡福要求不问穷富官民，童叟无欺。如到店抓药，要求每贴药过秤，使药量均匀。一些须现场加工研末、加纱袋、切片的，不厌其烦。更不用说对贫苦的顾客免费供应蜜饯以配药，对外地客人代煎药物，门口常年免费奉茶，这些看似微小的善举，在客观上起到了扩大行号影响、增强吸引力的作用。
黄奕谦查阅统计过，父亲先后开办了数个分号，包括1930年在涂门街合资开办“福建参行”，1938年投股开办“华洋药房”，1941年合资开办“南山药房”，1942年投资开办“东南药房”等。高峰时期，“共和”在市区中山路、新门街、涂门街、东街、西街、北门街有40余家药铺。
办校建桥乐善好施
运输药物支援地下党
口述：
父亲不仅是中药界的行家，也是个顾大局的爱国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不仅积极宣传党的政策，还奔走筹集军粮，支援解放全国的斗争。
“虽然‘共和’规模很大，但父亲克勤克俭、自奉淡薄，他在世时，一般富裕人家都有的电风扇、电话、收音机之类，我们家里从未建置。”黄奕谦说，尽管拥有一定的资产和地位，但父亲几乎不曾将“享受”二字放在心中。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黄锡福对公益事业十分热心，他是泉州“花桥亭”慈善事业长年的热心董事。或许由于幼时深感接受教育的难能可贵，他极力鼓励“共和”店员读书钻研，免费供应照明，还在惠安黄塘乡后郭村创办小学，参与创办惠西中学，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他还独资兴建故乡一座石桥，取名“惠恩桥”，以示不忘故乡养育之恩。
乐善好施的黄锡福还奔走筹集军粮、军饷，支援解放全国的斗争。据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的长子黄启元倾向革命，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活动。地下党员王传炉常来“共和”，邀集热血青年一起学唱革命歌曲，组织他们为闽、浙、赣游击队筹集医药用品。黄启元常于深夜将店中的药物偷运出去给革命军队。
1949年8月底，泉州城解放后，黄锡福对入城的解放军部队热情欢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部队中数十人的一个住宿营地就设在共和参药行的内宅。
家风严谨视俭为荣
为子女后代立风范
口述：
父亲退休后，经批准开设了私人诊所，他专门印制了“黄锡福处方笺”以示负责，同时还建立完备的医案登记。行医几年后，他的医案就有两尺多高。
1956年，黄锡福带着“共和”在工商界带头申请公私合营，“共和”后来成为地方国营企业。此后，黄锡福担任市医药公司顾问，直至1960年退休。
退休后，黄锡福经批准开设私人诊所。他每次行医都会一一登记所有的处方、病史、症候、诊断结论，短短几年，医案登记在桌子上堆了一大摞。“父亲的医案登记是用蝇头小楷写的，工工整整、巨细不遗，我们翻阅时感触很深。”黄奕谦说，当时生活消费水平不高，父亲收的诊金很低，大多是二角，遇到生活穷困的病人还经常分文不取。
20世纪60年代初，在石狮颇具名望的蔡垂钱中医师拟来泉州开设私家诊所，苦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点。黄锡福邀请他来家中，同处一室，各自挂牌。“虽是竞争对手，但父亲不介怀，每次有病人登门，他总是先微笑着问：‘找黄医生还是找蔡医生？’”黄奕谦回忆，父亲的坦荡胸怀和气量，一时传为佳话。
黄锡福育有子女十人，虽岗位不同，但都是单位的骨干人员、先进工作者。在黄奕谦看来，他们的成长成才，离不开父亲的严谨家风、言传身教，“父亲总是教导子女要勤俭节约，我们兄弟姐妹都是粗布衣服，常常是从老大穿到老五老六，缝缝补补，视俭省为荣”。
本文在采写中得到泉州市鲤城文史学会监事许月才先生的帮助，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