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怡方

泉州鲤城西街开元寺内的泉州湾古船陈列馆，虽然不如西街旅游打卡点走红，不如开元寺大殿的香火旺盛，不如弘一法师纪念馆的名声显赫，但是我不时还是要走近它，亲近它，因为那是一种因缘巧合，那是一种莫名的情结在内心躁动。

1974年， 刚刚进入初夏，它在泉州后渚港滩涂上横空出世，顿时，石破天惊，引发了海内外无数双目光的注视。当年还在中学读高一的我，有幸跟随在地区宣传组工作的父亲去到现场，亲眼见到了这艘宋代古船的考古发掘工作。

也就在那一瞬间，一棵幼苗不知不觉地在我青春年少的心田里萌生，那就是对文物考古的浓厚兴趣，它绵绵不绝，从青年时代伴随我到如今。现在，守在电视机前观看央视十套的《探索·发现》节目，仍是我的最爱。

当时这艘古船，没有桅杆，没有船帆，没有甲板，只有残破的隔舱裸露在烈日下，浑身沾满泥浆，像极了一位遭遇海上风浪归来的老者正袒露着胸膛，向人们无言地述说着他所经历的岁月沧桑。

据介绍，当时挖掘工作进行了两个多月，这艘船的船首只残存部分结构，而船身中部底板、侧板、水密隔舱和龙骨保存尚好，船残长24米多，残宽9米多。经考古工作者考察论证，它是我国出土的唯一一艘由海外返航的古代远洋海船，属于宋代福船（有别于长江以北地区的沙船），它有13个水密隔舱，从复原后的长度34米推断，它的主帆高达36米，由此可见，在宋代，我国的造船技术就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印证了泉州港（刺桐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地位不容小觑。

几十年来，我不但陪同各地的亲朋好友来到泉州湾古船陈列馆参观，还经常独自一人来到这里与它作近距离的接触。

我常常用目光扫描它，屏住呼吸聆听它，从新旧船板的拼接处仔细搜寻它身上那些历史长河遗留下的痕迹，用心灵感应，认真探知古代工匠们心灵手巧的造船工艺，从古船发掘出的大量残存香料、药材，追寻着宋元先民们驾船往返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苏门答腊岛乃至更遥远的欧洲、非洲的航线，从刺桐城北宋曾经设立的市舶司到南宋设立的南外宗正司，再到九日山祈风处、伊斯兰教圣墓、清净寺，我的眼前仿佛重新呈现了“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景，深深为我们先民们高超的造船、航海技艺所震撼，为刺桐港曾经作为世界东方第一大港获得的殊荣所折服。

鬼使神差般地，工作二十几年后的我，后来竟来到了与刺桐港息息相关的涉港部门工作，而且一待就是九年之久。在这里，我的足迹遍及泉州的两江（晋江、洛阳江）、四湾（湄洲湾、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湾）和后渚、石湖、深沪、围头、石井、崇武、秀涂、梅林等14个港口，见证了泉州新港的重新崛起和发展，参与了《泉州港口志》的组织编纂工作，作为新一代港口人，再次与宋代古船有了一次跨越时空的碰撞，在港口发展史上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无缝对接。

2010年，当见到重新打造的宋代福船驶入泉州湾码头并顺利靠泊的那一刻，我的眼睛潮湿了，耳边仿佛响起海涛拍岸的声音：七百多年过去了，重振古港雄风的战鼓正隆隆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