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永怀

东街土地巷吴家大院，如今就像是一位耄耋的老人，前落已残破不堪，瓦筒摇摇欲坠，野草葱茏，残存的构件，似乎还在诉说着过去的荣光。原为古城东隅衮绣铺，大厝为三开间，三进，双护龙，始建于清道光年间。20世纪70年代初，我家租住在大院里，叔叔当年在工厂当拖拉机手，用拖拉机帮我家拉家具，巷头很窄，只能擦墙而过。

据吴氏介绍，先辈从石狮迁居泉州，由于人口不断增多，逐渐形成“顶下吴氏”。吴家为书香门第，大厅高悬“文魁”“优贡”匾额。光绪年间，吴家在古城道口街开设“郁文同”书坊，不久废除八股文，采用史论、经义、时务策，郁文堂新刻供岁试、乡试使用。民国初期，开始使用石印，竞争激烈，郁文堂受到冲击，木版书坊也走向没落，只代售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又另开石印局，随着外来书局的进入，先进的生产方式逐渐代替老式落后的工艺，郁文堂于20世纪30年代初收盘。

邻居陈医生，身材高大，和蔼可亲，租住大厝书房很长时间，曾留学日本，为泉州著名的儿科专家，先生娘慈祥端庄，陈家有台晶体管收音机，陈医生到五交商店买来小型的变压器、整流器，用小木盒自制充电器，给用完电的干电池充电，我经常到陈家玩，感觉很新鲜。

吴家大院邻居多，为了娱乐，用竹子制成麻将，“铜贡师”在工厂工作，从厂里带来锉刀、砂布进行加工。用煮熟的花生当赌注，素到一颗、自摸两颗、游金三颗，常打得热火朝天。租户老李，其女儿在部队服役，有一年春节回家探亲，带来一包各式各样的烟花，有小车、动物等，点燃可以走动，真是大开眼界，当时泉州只有鞭炮、“枪星”。

吴家兄弟以做木雕活为生，雕刻床堵花饰，工具有敲锤、凿子、锯弓、各种刻刀一大堆。他们先用图样画在木板上，用锯弓锯出图形，刀具是木雕的主要工具，钝了要用磨石磨成锋利，小吴行刀运刀游刃有余，刃口平直的平刀用于铲平木材表面的凹凸部分，刃口圆弧状的称为圆刀，用于雕刻圆形和圆凹痕处，横向运刀比较省力、灵活。刃口呈三角形的称为斜刀，用于刻毛发，装饰线纹。

小何母亲在染纸厂工作，常带红木到家里加工，红木是早期染纸原料，以重量计算工钱，用锤子把木块砸烂成丝状才可使用，我偶尔去帮工。小辜是我的同学，他善于下象棋，下午放学回家时，便楚河汉界厮杀起来，有时到晚上睡觉时，还满脑子都是棋子，难以入眠，他教我一招“海底捞针”至今受用。

“顶园”是孩子们玩耍小天地，常在那里玩“抓敌务”“迁烟盒”等游戏，园里栽有多棵东壁龙眼树，一到成熟期，龙眼多汁清甜，孩子们便攀树摘果，大快朵颐。

家父是三轮车工，那时常拉货到崇武，那里熟人多，回程时常买“鱿鱼干”回来，我们一群小孩偷偷拿出来，放在火炉上烤熟，慢慢撕嚼，真是回味无穷，在贫困的年代，可是舌尖上的享受哦。家父喜欢唱南音，经常请南音艺人聚会，表演“管甫送”，酒过三巡，父亲即兴脱掉上衣，用稻草扎成草箍套在头上，跳起拍胸舞。用手击打胸、肋、腿、掌，起身跳跃、颤头等动作，舞步粗犷豪迈。

我十六岁生日时，按照传统习俗，表示小孩已经长大成人，古语称为“成丁”，在吴宅宴请亲朋好友。

这也是最后一次祭祀床母、夫人妈，亦称为“洗契”。外婆送来扇子、毛巾、布料、鞋袜等礼品。“天顶天公，地下母舅公”，餐桌上母舅要坐“大位”，母舅先动筷，其他人才能动，每桌不能坐九人，因方言“九”与“狗”谐音，酒不能倒满，有“七分茶，八分酒”之说，第一道出红圆汤，最后一道是花生汤，意为“头甜尾甜”。散席时，大人把“肉夹包”用手帕包着，带回家让孩子吃。 第二天把剩菜加工一下，又成下酒菜，称为“破柴尾”。

聘“藤司”到家里煮菜，“藤司”是我家亲戚，曾在著名公司当过高级厨师。他做的花生汤、红烧肉特别好吃。烹饪花生汤时，先用猪大骨盛入陶罐里熬汤，把剥开的花生粒用开水浸泡，脱膜洗净，放入罐里用慢火炖三个小时，放入白糖、红枣，芳香四溢，入口即化。肉夹包的红烧肉，取猪大腿部“三层肉”，切成薄片，先在热水中烫一下，砂锅置于旺火中，注入猪油，将白糖熬成糊状，加入老抽、黄酒、高汤、五香粉、永春老醋，放入三层肉烧沸，除掉浮沫。炖钵里下垫蒜片，放入葱白、冰糖，再放入煮熟的肉片，把盖封紧，在木炭炉上炖一个多小时，就可食用，口感酥烂而不腻，甘腴醇香，至今难以忘怀。

离开大院几十年，每当经过总会驻足观望，寻找那远逝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