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杰标

讲台上教科书被风吹得簌簌响时，我又没听清那个戴眼镜男生的回答。他局促地推了推镜框，后排女生突然笑着拍手：“老师，他说查理大帝是欧洲之父！”教室里腾起一阵笑声，我望着男生涨红的脸庞，恍惚间想起二十多年前总是站在乡村课堂一无所措的小男孩——那时我的右耳已经像蒙着纱棉，却不敢告诉任何人。

我的世界就像没有天线的老电视，接收的声音信号总是带着雪花点。三米以外的对话，就开始紧张，只能“嗯……啊……”胡乱地应答。“标哥……”食堂里，同事的问候常被鼎沸的人声吞没，等我转身寻找声源时，总撞见他们讪讪低头扒饭的背影。邻班的同学常来反馈：“标哥，你讲课的音量太大了，我们在隔壁听了一节历史课。”原来我声音的频率总比别人高一挡。

不过这些年也渐渐摸索出应对的法子：捧着手机或备课时微微侧头，用余光扫着办公室门，像个生了锈的老风向标，笨拙地捕捉着声波的蛛丝马迹。与人交谈时，更加专注凝视对方的脸庞，像考古学家一样在唇形与眉眼的涟漪中，努力寻找通往人心的栈道。

但寂静也有慷慨的馈赠。课后的校园总像煮沸的茶壶，我却能在办公室独享一室清静。窗外的绿树肆意生长，虫鸣与球场的喧闹都成了默片里的布景。批改作业时，学生笔尖的犹疑在纸页上洇出墨痕，竟比他们的辩解更真实。

最珍贵的是讲台前的一方天地。当别的教师抱怨后排学生说小话时，我的课堂总笼罩着奇异的安宁。历史长河在寂静中愈发清晰，我看见商鞅在变法诏书前翕动的嘴唇，触摸到敦煌残卷上未褪的墨迹。有时侧排的学生会突然提高嗓音：“老师！黑板反光！”那声音清亮得像划破晨雾的鸟鸣。

入春的夜雨滴敲着学校的铁皮檐，将市井的闲言、电梯的广告、广场舞的鼓点，那些模糊的声浪化作温暾的潮水，漫过做了一半的课件，我想起司马迁遭宫刑后著《史记》，范仲淹贬谪时作《岳阳楼记》，忽然懂得为何要将青铜器斑驳锈迹称作“红斑绿锈”了，有些残缺经时光浸润，自会生长出新的完整。

我，还有没有必要去配个助听器？管它呢，明天上课的铃声肯定听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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