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媒体记者 张素萍 通讯员 陈凯欣 文/图
考古发现证实，早在新石器时代，泉州地区就有人类聚居生息。那么，当大禹划分九州时，这片土地属于哪个区域？先秦时期的泉州又是何种面貌？
近日，泉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志书工作科通过《泉州府志》《泉州市志·城乡建设》等文献的记载，解读从百越族到闽中郡的泉州文明轨迹。从百越族的船屋炊烟到秦代匠户的青铜铸范，从闽中郡的行政建制到“以舟为车”的海洋文明，这片土地的每一段文明轨迹，见证了中原文明与闽越文化的碰撞融合。
壹
先秦溯源：从扬州之域到七闽越地
泉州市委史志研究室志书工作科科长刘志家介绍，古人常用“九州”代指中国，《尚书·禹贡》中记载，夏朝依据山川地形、物产人文等因素，将天下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个州。其中，扬州地域范围大致包括淮河以南、长江流域及岭南地区，涵盖今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江西、福建等地，清乾隆《泉州府志》明确记载泉州属“禹贡扬州之域”。
传说，大禹巡视天下时病逝于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其六世孙姒少康为延续禹祭，将庶子由余（号“于越”）分封至会稽山，负责祭祀大禹。这一举措，加强了夏朝对扬州的控制和管理，推动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也为后续中原文明与东南族群的“互动”埋下伏笔。
西周时期，泉州属“七闽”。“七闽”并非固定的行政区划，而是西周对闽地“所服国数”的统称，这一称法延续至北宋末年。其最早见于《周礼·夏官·职方氏》“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唐代贾公彦在《周礼疏》中解释其源于“叔熊居濮如蛮，后子从分为七种，故谓之七闽”。
泉州市李贽学术研究会理事会理事许月才介绍，根据1980年《福建地方史料》记载，七闽是指七支居住在福建各地的闽族。“闽”是什么意思呢？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闽，为东南越蛇种。”福建地处亚热带，自古多蛇，居住在福建的古代氏族以蛇作为图腾崇拜。
贰
秦风乍起：闽中郡的设立与早期开发
春秋战国时期，泉州的隶属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春秋战国时，泉州属越国地，原住民分散居住在今泉州各地。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后“尽有东南之地”，势力范围北达齐鲁、东濒东海，泉州遂成为越国版图的一部分。
越文化的南传在此留下鲜明印记——东晋贺循在《会稽记》中记载，少康庶子号“于越”，故越国又称“于越”，其“水行而山处，以舟为车，以楫为马”的生活方式，与泉州地区考古发现的舟楫文物相互印证。
刘志家介绍，公元前334年，越王无疆北伐齐国时兵败身亡，越国分崩离析，部分越国老百姓南下，留居今泉州各地，与当地土著融合为闽越族。这一民族迁徙过程，不仅带来了吴越地区先进的铸铜、制陶技术，更将中原礼乐文化与闽越土著的蛇图腾信仰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闽越文化体系。清乾隆《泉州府志》对此记载：“六传至无疆，灭于楚，其族子散处江南海上，并服于楚。”此时的泉州，已成为中原文明与东南土著文化交融的前沿地带。
2016年，泉州清源山摩崖石刻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该区域最早的人类活动痕迹可以追溯至商周之际。而这恰好与《泉州市志》记载的“公元前334年，楚国灭越国后，部分越民南下，留居今泉州各地”的时间节点吻合。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挥师南下“南取百越之地”，这支盘踞东南沿海的族群迎来了历史转折点。秦国在闽越故地设置闽中郡，其辖区大致包括今福建全省、浙江旧温州、台州、处州三府及江西铅山等地。
“先秦时期，泉州尚处于九州较为边缘的位置，未被纳入夏、商、周王朝或其他强大政权的有效统治和开发体系之中。”刘志家说，闽中郡的设立，使泉州被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区划体系，开启了有明确文献记载的开发史。
叁
百工兴业：秦代泉州建筑工匠编入特种户籍
秦代对闽越地区的统治采取了特殊策略。据《过秦论》描述，秦朝废除闽越王号，任命原闽越首领为“君长”继续管理地方。清乾隆《泉州府志》明确记载：“泉为闽中郡地。”而这标志着泉州从部族聚居地向正式行政区的转变。
刘志家介绍，秦代泉州地区已有造船、铸铜、纺织、制陶、建筑等工艺。据《越绝书》载，泉地闽越人擅长造舟航行，他们“水行而山处，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各飘然”，过着渔猎农耕的生活。居住以船为家，这种房屋可称为“船屋”。
泉州市博物馆馆长黄明珍介绍，根据晋江流域遗址考古调查结果发现晋江流域史前遗址接近200处，主要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尤其以青铜时代遗址数量最多。同时，考古证实，在泉州外海的澎湖群岛上，出土石锛的年代距今4500—4000年，成为泉州先民造舟生产工具的重要来源。泉州先民通过观星星、看波纹、尝海水、吹海螺等原始航海技术，推动了航海的发展。
秦代泉州“以舟为车”的生活方式，孕育了后世“向海而生”的文明特质。闽越人“往各飘然”的航海传统，在闽中郡设立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尽管秦朝并未在泉州大规模开发海上贸易，但造船技术的进步与航海经验的积累，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萌芽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随着中原人士陆续南迁，他们带来的先进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促进了泉州经济社会发展。考古发现进一步印证了当时手工业的发达。
据考古发现，周秦时代，泉州地区的闽越人已拥有铸铜、制陶技术。1974年，南安大盈岭出土青铜器及玉器，南安丰州狮子山出土的陶器可辨器形有盆、盘、豆、钵、罐、壶、瓮、鼎等，可以推测秦代泉州铸铜、制陶技术更为发达。
在建筑领域，秦代泉州出现了专门的工匠管理体制。据《泉州市志·城乡建设》记载，秦代的泉州已有建筑工匠管理体制，当时“建筑工匠编入特种户籍，名‘匠户’”，实行“匠役制”，工匠需父传子袭，世世永充。这种制度虽带有强制色彩，却为建筑技术的传承提供了保障。而匠户制度的存在表明，当时或已出现较为专业的建筑规划与施工体系，为后来的城市建设奠定了人才基础。
肆
文明交响：中原文化南渐留印记
秦代中原文化向泉州的传播，还体现在宗教与社会生活领域。“道教传入泉州可追溯到秦代。”刘志家介绍，相传当时有一名为“大道”的人士，来到泉州清源山左峰大道岩（又名“芭蕉古洞”）修炼。泉州清源山现存的“白云洞”石刻及石臼、石盆等遗迹，与《闽书》中的记载相互印证。
据了解，《闽书》中记述：“大道，不知何许人。尝出游,逢人哭, 问之曰：‘长城之役，独子，无兄弟。因出身代之。’尸解而归，修真清源左峰。后人供奉之，名大道岩。”
此外，随着中原人士陆续南迁，中原移民带来了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在适应闽南山地地形的过程中，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同时发展出独特的梯田耕作体系；而闽越族的航海技术与海洋知识，则为开拓海上交通提供了重要支撑。
如今，站在泉州清源峰顶，远眺千帆竞发的海面，秦人舟师乘风破浪，闽越部族负薪引路，共同在东南海疆书写下“向海而生”的早期篇章。“秦代留给泉州的，不仅是闽中郡的行政符号，更是一种文明的底层逻辑——它让曾经山海阻隔的边地成为多元闽南文化共生的沃土。”刘志家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