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世铨

大学那四年，家境拮据得很，父母总共只给我寄过五元钱。偏是临去永安一中实习的当口，实习要掐着钟点上课，我买不起手表，日日厚着脸皮找陈同学借。腕间有了那块表，上课下课便多了份笃定，步子都迈得稳当了。最后实习拿了高分，也算圆满收了场。

只是对一块属于自己的手表，那份念想，总在心底悄悄发着芽。毕业后几番辗转，从地区师专分到县里的重点中学，又调回我区的母校，兜兜转转间，手头愈发紧巴，买表的念头只能暂且摁下。好在有实习时练就的掐点本事，学校又有老钟当当报时，没表也能把课上得妥妥帖帖。“赤手空拳”的日子里，没误过一堂课，竟也攒下了不少亮眼的成绩。

1985年，我评上市优秀教师，奖品是一座小巧的座钟。黑字白底，摆在办公室兼宿舍的桌案上，分秒滴答，把起居作息都敲得明明白白。1988年我评上中学一级教师，还涨了三级工资，每月多了24元，总薪资达到了81元。后来到1993年我评上高级教师，1994年批文下来又涨了薪，月工资终于破了千元。那时候，我已经在学校任党政负责人一两年了，按说买块好表，于情于理都合宜，何况那时候的工资，在旁人眼里已是高薪，可我还是没舍得。

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托二姐夫从晋江捎回一块进口双狮表。表花了一百二三十元，绿表盘，能自动显时显日期，戴在手上，在单位里竟成了时髦的风景。

2022年，我去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在新加坡一家华人商店里，两块袖珍女式手表绊住了我的脚步，一块金，一块银，两块才80澳元，那时候1澳元能换5元人民币。同行的人都夸好看，店家也在一旁热络撺掇，说给夫人孩子带个礼物再合适不过。我想着这是自己头一回出远门，便爽快买了下来。回到家我把表递到妻女手上，两人捧着表，眉眼弯成了月牙，欢喜都要溢出来了。

没过几天，上初三的女儿一进门就嚷：“老爹，这表好看又准时，可我查了，是Made in China！”我凑过去一看，可不嘛，竟是正宗的国货。饶是如此，妻女也日日戴着，直到手表的指针再也转不动。

日子跑得飞快，手机渐渐普及，戴手表的人越来越少。我也离开了教育一线，腕间再坠着一块表，反倒觉得累赘。那只双狮表，不知何时被我丢在了哪个角落，再也寻不到它的踪迹。

有手表的日子，总绕不开修表的故事。从前镇上有几家修表店，一家兼做照相生意，店主是个上了年纪的人，话不多，透着几分谦谦君子的温和，可惜修表手艺差了些。另一家开在十字路口，是街上的老店，店主个头矮矮的，性子却格外热情，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说的多是些街坊邻里的闲言碎语。

我总爱去这家老店，一来是位置方便，二来是等修表的时候，能听他天南海北地侃。还在学校时，他总跟我念叨学区里的家长里短，我听罢，只是笑笑不语。后来我要调离学校，他拍着我的肩膀，放大了音量说道：“走好啊，走好，赚个两三百万元，挺好！”我依旧只是笑笑。

再后来我进了机关上班，名表戴不上，也没必要戴，依旧是那块实用的手表陪着我。如今我退休了，连手表都成了可有可无的物件。腕间空落落的，心里却满当当的——那些关于手表的细碎往事，早已伴着岁月的钟摆，沉淀成了最温润的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