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新榕

清晨五点的泉州城尚未完全苏醒，晋江的水面上飘着薄雾，父亲骑着那辆凤凰牌自行车，前杠上的我便随着颠簸的路面轻轻摇晃。车轮碾过老街的青石板，发出有节奏的哐当声，这是每周末我最期待的时刻——跟随父亲去糖厂。

20世纪70年代的糖厂，对幼小的我而言，简直是另一个世界。穿过那道刷着绿漆的大门，扑面而来的是混合着甘蔗甜香与蒸汽的独特气息。父亲总要先把我安顿在职工休息区，然后匆匆赶往车间。休息区角落的墙上贴着标语，红色油漆在潮湿空气中有些斑驳，但那股属于糖厂的、独特的甜却无处不在，浸润着每一寸空气，每一面墙壁。

而这一切，都比不过食堂窗口飘出的馒头香来得具体实在。

记忆中糖厂的馒头，大如孩童的脸庞，沉甸甸地握在手里，是实实在在的分量。外皮微黄，带着竹蒸笼特有的清香和恰到好处的韧性；内里雪白绵软，层层叠叠如云絮，轻轻一掰，热气裹挟着纯粹的麦香与若有若无的甜，瞬间充盈鼻腔。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糖厂特有的福利：和面时加入足够量的白糖。

糖厂食堂的师傅们，深谙如何将这份甜发挥到极致。发酵格外充分，让每一丝面筋都饱吸了糖蜜的精华；火候掌控精准，猛火急蒸，锁住所有香气与水分。出锅时，一笼笼馒头在晨光中泛着象牙般的光泽，整齐列队，像等待检阅的士兵，朴实却有着抚慰一切的力量。

父亲和他的工友们，结束了一班繁重的劳作，洗净手上的糖渍与油污，端着搪瓷碗盆走向食堂。这时候的馒头，便不再是简单的食物。它被粗糙但温暖的大手捧起，就着一碗漂着几片菜叶的清汤，或是一小碟咸菜，被大口而满足地送入口中。那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通过劳动换取收获的滋味。

在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糖厂的馒头有时也会成为连接厂内与厂外的纽带。若是赶上年节增产，每个职工能多分得几个馒头带回家，那便是家里的节日。母亲会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切片，或蒸软后夹上自家做的豆酱，或切成丁与白菜同炒，甚至只是简单地放在竹篮里吊在通风处，就能让一家人欢喜好几天。那甜味，就这样从糖厂的食堂，蔓延到了周边街巷的寻常人家，成了几代泉州人关于“甜”的最初也最踏实的记忆。

我记得一个冬日的傍晚，我因为贪玩与父亲走散，独自在庞大的厂区里害怕得掉眼泪。是一位刚下班的陌生工人叔叔，用他沾着糖末的大手牵起我，把我领到食堂，用他自己的粮票买了一个热腾腾的馒头塞到我手里。“吃吧，小家伙，吃了就不怕了，你爸爸肯定在找你呢。”那馒头暖透了冻僵的小手，更安抚了惊慌的心。那一刻，馒头不再只是食物，它是安全，是善意，是一个庞大集体里不言自明的互助与温情。

世事变迁如晋江潮水。轰鸣的机器终在20世纪90年代初沉寂下来，高大的烟囱不再吐出白云般的蒸汽。糖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随着产业调整退出了舞台……泉州城飞速发展，糖厂一带建起了公园、高楼。昔日的厂区，被精心规划改造为公园，穿插在绿地与步道之间，那座依旧高耸的烟囱，向人们描述这里曾经的繁忙与喧嚣，描述那空气中曾经无所不在的甜。

夕阳西下，为老烟囱镀上一层金边。它静默地矗立着，像一枚巨大的、指向天空的句号，为泉州悠久的蔗糖工业史，也为无数普通人曾在此燃烧的岁月与生活，画下了休止符。而记忆中那个又大又甜的馒头，则成为打开那段岁月的一把钥匙，一把由粮食与糖、汗水与温情共同铸成的、永不生锈的钥匙。它甜得如此具体，又如此辽阔，足以让一个远去的时代，在舌尖的方寸之地，一次次地，温暖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