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军

水塔伫立在家乡粮站旧址，超过半个世纪，一度是和泰地段最高的石头建筑。

不时爬上塔顶清理时，你能一览海边小渔港的全貌，也能俯瞰粮站的院落：一排排宽敞的苏式仓，瓦片上长了瓦松杂草，像是岁月刻意涂抹的眉毛；晒场上残留的水泥地面，裂缝里钻出倔强的野花，早没了当年翻晒粮食时那滚烫的热气；库房外一把早已不称粮的老式地磅，孤零零地蹲守。没了储备中的满仓粮食诱惑，偶尔几只不明就里的麻雀落在水塔顶部歇脚，它们从这个制高点跃起，又轻轻落在那栋两层的仓库宿舍——“二合楼”了。

我家在山坳下，推开窗，正对着“二合楼”的后墙。起风时，楼下仓库的稻谷香随风飘来，父亲总能凭那股味的浓淡，闻出这一季粮食收成的好坏。

多年以后才渐渐理解，当年建石头房子时，父亲放弃热闹的临街路段，坚持择址于此的盘算：只因“近水楼台先得月”，紧邻粮站，可以第一时间听到货车进站的喇叭声——父亲撂下饭碗，转身就往外跑，那身影，母亲和我一看就是二十年。

搬进石头房的1989年夏天，我参加了高考。那年由于大幅度减少招生指标的缘故，破天荒在放榜后放宽政策，允许考生再次填报志愿——而我的分数不上不下，只能在家中焦急干等。父亲见我整天闷在屋里，也不多问，只说了一句：“粮站二合楼工地缺人手，跟我去帮几天工吧。”母亲低声反对：“一个读书人从没干过重活，能行吗？”我执拗地回了一句：“总要试一试的。”母亲不再说话，算是默许了。

彼时，“二合楼”一层楼板正在封顶。人生第一次踏上脚手架，恐高的我手足无措。四人合抬丈二长的石板，我和父亲搭档殿后。我咬着牙，腿却在轻轻颤抖。父亲不说话，只悄悄把固定的绳索往他那边挪——挪到不能再挪。父子俩汗流浃背，擦拭的毛巾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经年以后，人到中年的我也为父多年。偶尔扛着米袋上楼，走到半途气喘吁吁时，会突然想起那年夏天——那块丈二长的石板，父亲悄悄挪过去的绳索。我至今不知道，那天他那一头，到底比我这一头重多少。

后来粮站就渐渐空了。先是粮库外迁，接着地磅拆了，晒场上长满了草。有一阵子租给人做不锈钢业务。再后来，乡村振兴的工程进来，院落铺上柏油，改造成了便民停车场，苏式仓刷白了，改成了艺术空间，草台子摇身一变成了戏台。春节回老家的那天，我路过，一眼看到有人在里面悠哉品着咖啡，青石外墙上高悬着高甲的凤冠。

我不忍心打扰他们的雅兴。只是默默站在鳌峰路边，再一次上下左右把那座水塔看了个遍。水塔下，立起醒目的地名标识。它还在，不知道现在还储不储水？

我忽然想，坚固的水塔替我们看护的那五十年——那些奔跑、那些汗水，还有那块悄悄挪动过的石板——会不会比现在这些咖啡香更长久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