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伟

“闽人可亲”，是我常听朗素园主人周素子念叨的一句话。朗素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西郊。青山绿茵绕，花木扶疏边，陈朗、素子伉俪于园中颐养天年。周有光赞扬他俩是域外岛上的仙人眷侣。陈先生为诗人、戏曲评论家、《戏剧报》老编辑。素子老师是画家周昌谷的胞妹、《风景名胜》老编审、新西兰汉学会会长。二老交游甚广，园中书画甚富。马一浮、黄宾虹、潘天寿、丰子恺、陆俨少、钱锺书、夏承焘等名人手迹，二老皆有庋藏。

彼时，我正在奥克兰大学求学。读书之余，我喜藏旧书，爱赏字画，好听掌故，便登门拜谒陈朗、素子二老。蒙他俩厚爱，我成了朗素园的常客。素子老师结缘闽地。她早年求学于福建师范大学，后来创建风景名胜杂志社，畅游武夷山。素子还结识了武夷山风景管理局的省劳模陈建霖。她钦佩陈建霖先生为人热心，做事热情，写下了一篇《记武夷山陈建霖》。这正是她感悟“闽人可亲”的缘起。

陈先生也认可“闽人可亲”，且是“文人相亲”。2006年暮秋，他与我聊起福建友人。我倒是嘴快，说及清末名人林则徐与我故乡的情缘。林则徐与如皋冒家有过交游，水绘园中还藏有林则徐的墨宝。陈先生听后，满脸黯然，双目微合，不禁喟叹：“福建林氏文人多啊，我的好友林锴不久前辞世了。”林锴，福州人，中央文史馆官员，善诗书画印。他早年是素子的校友，后又负笈国立艺专，与陈朗结为同窗，同获潘天寿诸师亲炙。

约在20世纪80年代，陈朗、林锴在京结为邻里，意气相投，过从甚密，遂成密友。陈先生常为林锴画作题字，林先生也为陈朗治印写文。我于奥克兰淘过一批邓尔雅先生旧藏民国印谱，从此染上金石癖。陈先生知我喜好，应诺出示存印。一日午后，几缕阳光缀入园中三面环窗的画室，照艳了茶几上的蝴蝶兰与八宝花。陈先生捧来一盒朗素园常用印。他小心翼翼地拿稳大大小小的印石，横放于画桌的毯子上。我逐一上手欣赏，林锴印作计有七方，三方白文印：“借瓿”“百余一用”“周”，四方朱文印：“念柳堂”“陈”“陈朗”“三幼”。其中那方“百余一用”很有意境，“一”字置于左上隅，用字古拙，布局疏朗，可又疏而不空，朗而不寒。我寻思着“百余一用”何意，便向陈先生请益——某日，林锴来他家闲坐，无意中看到周汝昌先生的来函附诗：“渴自提壶水自倾，百余一用爱书生。”所谓“提壶”，谐音正是元曲里的“醍醐”，而“壶”“醐”又与“糊”同音。林锴欣赏周先生的哲思，认为书生也有用途，只要能有时醍醐灌顶，有时难得糊涂。于是，他刻下两方“百余一用”，白文印赠送陈先生，朱文印留作己用。陈先生又有评骘：周汝昌作诗第一，红学第二；林锴篆刻为上，绘画次之。老友强强联手，故而他尤为珍爱此印。

林锴的书作，朗素园也有保存。一日，素子老师打电话约我去一趟：陈先生要给我个惊喜。我来到朗素园客厅，陈先生正低着头、弓着腰，捡拾麦穗似的翻找着地上的一堆字画。毕竟是耄耋老人了，不一会儿，他有些气喘吁吁了，但他还不肯罢手，尚未意识到伫立一旁的我。素子见状，走近我的身边，附耳低言：“陈先生打算送你一幅林锴书法，昨日已经翻出来，回头一看，原本卷在一起的一幅好画不见了。”她的低声细语，四两“吸”千斤，倒像巨石，压在我的心头。陈先生割爱赠字，而痛失一幅名家画作，岂不是我的罪过？我深感愧怍。“找到了，找到了”，倏忽有人唤道。那幅画作还卷在林锴书作外侧。陈先生赶忙起身，露出淡淡一笑，隔开那张书法递给我。我松了口气，连连道谢。

我铺开书作。那是一幅草书，录了钱仲联的一首诗作：“投老何须紧闭关，卖浆开径草新删。面城例享闲居乐，抱瓮浇花更看山。”书末落款，耐人寻味：“书竟念柳客以为佳，即以奉赠，林锴。”何来“念柳客”？我不禁好奇，脱口而出。素子老师努努嘴，望了陈先生一眼，打趣道：“喜欢柳如是啊。”陈先生嘻嘻一笑，似是默认，又似不认。陈先生退休后寓居北京时，开窗望景，映入眼帘的正好有二十棵柳树。他又正围绕着柳如是撰写《西溪、河渚纵谈》，故而“二十柳”（即“廿柳”）的谐音引来“念柳”一词。林锴于陈宅写下此诗，即用“面城例享”诸语，呼应友人观赏城中柳树的淳朴生活，写到陈先生心坎里了。这才有了“以为佳”的佳话。

这幅见证林锴与陈朗友谊的书作，我带回国保存至今。就像弘一法师送字结缘，陈先生的赠字，也将友人的情缘传递于我。随后数年，时有访客，见到那幅林锴书作，劝我将字送拍。我一口回绝，耳边又回响起了素子老师的那句“闽人可亲”，更觉友情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