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怡方

刚入夏，近期气温噌噌地往上直蹿。午休时分，尽管开了空调，我躺在床上仍然是翻来覆去，久久难以入睡。

手机忽然响了，是短视频平台自动推送的音乐：“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间转一转……”那调子欢快得近乎轻佻，可不知怎的，我的心忽然被什么东西轻轻一扯，仿佛有什么久远的记忆被这旋律唤醒了。当我闭上眼睛，五十年前的阳光透过岁月，径直落进了我的眼帘。

那是1977年的夏天，我下乡的第二个年头。闽南的六月，赤土埔被晒得发白，踩上去都会烫脚。我们这些知青弯着腰在地里给地瓜垄培土，一锄头下去，土块硬邦邦的，震得虎口发麻。那天也不知怎么的，一脚踩偏了，锄刃斜斜地铲在左脚掌上，血立刻涌了出来。回到场里，学过医护知识的知青伙伴用双氧水帮我冲洗伤口，药水下去，脚掌上泛起了一层白沫，顿时疼得我龇牙咧嘴。夏天伤口不容易好，又没法用纱布裹上，每天只能趿着拖鞋一瘸一拐地去上工，尘土一沾，反复感染。同伴们看我那模样，打趣我像只瘸腿的鹳鸟，十七岁小伙子的我，走路像踩高跷似的，踉踉跄跄，现在回想起来既滑稽又心酸。

不久，大我四岁的知青大哥招工回了老家的印刷厂。临行前他拍拍我的肩，具体叮嘱些什么内容今已淡忘了。老场长大概觉得我腿脚不便干不了重活，便让我接替了之前知青大哥巡山的差事。那一刻，我竟然有些得意——从今往后我好歹也算是个“大王”了，虽然要管的只不过是些牛羊鸡鸭和几个顽童罢了。

巡山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农场的土地分布在三个自然村之间，地块有点儿类似犬牙交错，我们种的是番薯、小麦、花生、甘蔗，其间还有穿插试种几十株的橡胶。我的任务，就是提防邻村的牲畜进来糟蹋庄稼，提防村里头孩子们进来偷挖番薯、花生等农作物。

每天清早，露水还挂在草叶上，我就出发了。头上竹笠、肩上锄头、腰挎行军壶，裤袋里还插上一本翻得起了毛边的小说，再捎带上场里那条大黄狗做伴。我还有一台袖珍收音机，那是从发放的知青补贴中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买的，能收到几个台，给孤单一人巡山的我增添了点乐趣。我常常沿着农场地界慢慢地走上几个来回，看太阳从东边的山头升起来，把这一片赤土埔照得发亮。而大黄狗会撒着欢地跑前跑后，偶尔还冲着远处的牛羊吠两声，得不到回应，便又讪讪地跑回来。

刚开始，有一阵子我和村里那些放牧牛羊家畜的孩子们面对面“对抗”过，我东边赶出去，他们从西边又进来，搞得我一度疲于奔命。有一天我脑子里忽然灵光一现，相中他们当中的一个“孩子王”，好言相劝，先“笼络”住他，通过他再召来孩子们，让我给他们讲《烈火金钢》等小说里的故事，往往讲到精彩处就适时打住，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把孩子们急得抓耳挠腮，第二天早早地把鸡鸭牛羊赶到地界外头，乖乖围着我坐了一圈，等着我继续开讲。渐渐地，他们放养的鸡鸭牛羊不再越界了，偶尔还会帮我互相盯着。我管这叫“怀柔政策”，巡山工作因此渐入佳境，内心难免有些小小的得意。

脚上的伤口反反复复的，折腾了好几个月才慢慢愈合，最后留下了一块疤，铜钱大小，至今还在左脚掌上。年近古稀，洗澡时我偶尔看见，还会想起那些巡山的日子。

前些年回了一趟农场，赤土埔还在，却早已不种农作物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大片瓷砖厂。当年巡山的小路也找不到了，山包上全盖上了新房子。我在村口遇见一个老人，彼此看了半天，竟是当年常听我讲故事的顽童之一。他拉着我的手，说：“你那时候可真神气啊，我们都叫你‘巡山大王’呢。”说罢两人相视一笑，眼角禁不住泛起温热。

空调还在轻轻地吹，手机里的歌早就放完了。我摸了摸脚掌上的那块疤痕，它像一枚沉默的印章，盖在岁月的边角上。那时候的“巡山大王”，如今已经两鬓斑白，可那山、那狗、那草木，却还清清楚楚地印在心里，恍如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