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淑玉

我喜欢雨天，大约是从小就学会了在雨声里“偷懒”。

不过，真正不偷懒的人，是母亲。她的不偷懒，贯穿了一辈子。

单说一件事——把我们八个孩子读书这件事扛在肩上。只要是晚上我们做作业，或是日常空闲时，只要手里有书，母亲干活的利索劲儿就上来了，嘴角挂着笑意。她标志性的齐耳短发，头顶中间发际线分明的圆形弧线，像一弯宁静海面上的月亮，乌黑发亮。皮肤白里透红，就算整日曝晒，背天面土，也晒不垮那层底子里的清亮。

花点蓝衣，日日我们起床时，母亲就是一缕晨光，明媚、干净。

只要是我们手里有书，母亲望向父亲的眼神，至今我都忘不了——你看孩子爸，娃儿们多认真。

那是她最骄傲的时刻。

20世纪70年代，家里不算富裕，但精神世界不穷。三毛、琼瑶、金庸，《红楼梦》《水浒传》《红与黑》《堂吉诃德》……二哥不仅有小人书、录音机、钢笔、磁带，还有一沓白衬衣。葱油饼一个两毛，二哥一次性能买五个。

母亲眼里心里的捍卫只有一句：你们只要好好读书。

鸡腿鸭腿这件事，其他兄弟姐妹我不知道，但在我十六岁以前，母亲那一锅汤水里，永远只有零星的碎肉块，分不清头尾。拔鸡鸭毛、喂鸡鸭，那是我整个童年的几分之一啊——至今想起来，鸡鸭腿没吃着，倒是练出了一手好农活。

不过除了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以外，二哥开学寄宿时，我们几个也没少往茶园、麦田里带油薯饼。跑腿老溜的我，几公里山路健步如飞，为了几口零食，被老五折腾得蒙圈了，反倒练就了一副钢筋铁骨。

话说回来，吾儿年幼时，他五姨没少用铁锅炖大鹅来“回本”。这大概就是家族传统——吃不到鸡腿，总能从别处把味儿找回来。

母亲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三岁时外婆过世，七岁时外公也走了。

对于外婆的印象，母亲只记得一件事：外婆总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糖甲”——那是农村挑担子商贩用自家麦芽手工做的糖——存在木箱子里，包了几层粽叶，偶尔给母亲尝鲜。

那是母亲一生温暖的底色。

在后来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煤油灯下，沼气灯下，母亲手里的针线活，在缝纫机朴拙的踩踏声中，不分季节。她神色黯淡，眼帘含泪，喃喃回忆里思念着外公外婆。她最常说的是：没有爸爸妈妈的日子，她和哥哥们相依为命，更珍惜时光，更团结。

作为“70后”的我，无法想象今天的日子是谁在土地上挣扎过来的。

但母亲知道。

她把那种挣扎变成了八个孩子手里的书，变成了每天清晨的一缕阳光，变成了望向父亲时嘴角那抹藏不住的笑。

她一辈子不偷懒。

所以我才敢在雨天里偶尔偷会儿懒。

雨还在下。锅里的汤，终于有鸡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