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正是万物复苏的时节。祖父却在这一天病倒了，由高血压引起的脑血栓导致昏迷不醒，就像年久失修的古厝，经不起岁月的磨蚀，坍塌在春暖花开的盛景里。

祖父一生从未停止劳作，年轻的时候扛着一方一方的长石条，为六个儿子盖起十间新房，身体比肩膀上的花岗岩还要结实，撑起全家人的生活。上了年纪以后，他种了成片的瓜果蔬菜，每天都要去地里干农活，还养着大群的鸡鸭。可是后来，他被迫停下来，就像一部轰隆作响的老机器突然锈住了，成了摆设——所以他醒来后，脾气愈加暴躁，像随时可能炸响的爆竹，宣泄着他无法自理生活的愤怒与无助。大家心照不宣地顺从着他，一如从前他无条件地宠爱我们。

我最后一次去看望祖父时，他的老收音机正放着一曲潮剧《目莲救母》，音量调得很大，空谷幽咽般的潮音在悠长的巷子里恣意回荡，而他安静得像一段枯木，在铺满细碎阳光的藤椅上睡着了。我搬了矮凳坐在旁边为祖父剪指甲，坚硬的指甲像极了他一生倔强固执的脾气，在时光尖锐的锋芒中，一点一点被剪开，最终落入尘埃。

祖父醒来后跟我拉家常，他所记得的事大都成了碎片，但一遍一遍地反复，像他的收音机，尽管有时卡壳，听得多了也可以连成篇。他讲从前给我做的竹蜻蜓，让我在村里的孩子中得意了一整年，以后也要给我的孩子做几个；讲地里的萝卜缨子快要长老了，恐怕来不及给我晒最当季的“菜脯干”；讲我写的稿子他虽然看不懂，但他晓得欢喜，如果有一天写了他，一定要慢慢读给他听……

祖父讲着讲着就叹气：“你这一回去，怕是再也见不着阿公了。”他握住我的手，不再像从前一样温暖有力。“阿公，你好好休养，我过两天就回来看你！等你养好了，我还要带你去城里转转！”我趴在他耳边大声说，握紧了他干瘦的手，他这才用另一只手摆了摆，做出让我放心回去的手势。

祖父的六个儿子，只有老四（我的父亲）在乡里教书，他的孙辈们也只有我坚持读完了大学，靠着肚里一点墨水吃饭。他目不识丁，却交代我父亲把我发表过的每一篇文章整理出来，夹在老屋的日历本下面，任谁进了屋，他都要炫耀：“瞅瞅，谁说女子不如男，我们森儿可长出息了，是个文化人！”

我自小就受祖父偏爱。儿时，我的堂哥们经常上树下地掏鸟窝、抓泥鳅、割野菜，却从来不带我，祖父总是慈爱地摸摸我的脑袋说：“森儿是要去上学堂的，不要学那些野猴子，叫太阳晒皴了。”堂哥们的战利品倒是从来没有少过我，祖父还常常在斗笠里给我藏了树莓、桃金娘、油柑子等野果子，倘若我在他面前摇头晃脑地背上几首唐诗宋词，便能得到糖果、饼干等奢侈的奖品。

祖父生命的钟摆停在了80岁。那一天，他残喘着最后一口气问：“森儿回来了吗？”家里人告诉他：已经在路上。

日过正午我才赶到家，我踉跄着、大声喊着“阿公！阿公！”但他已经不能回应了，嘴巴翕动着没有任何声音，他的眼睛像干涸的池塘，沉沉地闭上了。

祖父最疼我。可是，他临走了都没能再温情地看我一眼，这也许是他最大的遗憾，也是我一生的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