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
提示
清同治年间（1861—1875年），在泉州李贽故居曾出土两枚石质印章，一为阳文“卓吾”二字，一为阴文“李贽”二字，印章后为清末缙绅苏大山先生所收藏。苏大山为纪念李贽，在印章的边款跋刊以志：“先生之笔先生舌，先生之文先生血。三百余年土不啮，人可杀兮名不灭。”是的，以身殉道的思想家李贽，宁做自由烈士，不做求怜逃兵，而他的思想亦隐约贯注了中华传统的侠义之气。 □本报记者 吴拏云 文/图
与生俱来的真性情
“侠义”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古之侠士虽多特立独行，藐视俗规，但却心存大义，兼爱天下。学者普遍认为，侠义精神滋养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其中，墨家和法家思想对于侠义的传播，影响尤为深刻。
李贽是明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是我国文化思想史的启蒙先驱，其思想对于东亚、东南亚诸国乃至全球，都有着广泛的影响。而他的思想又与儒家、墨家、法家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而，在李贽精神思想的背后，时有“侠义”的光芒闪耀。曾被李贽视为知交的“公安三袁”之一的袁中道，在为李贽而撰的《李温陵传》中写道：“公（李贽）为人真有不可知者……本息机忘世，槁木死灰人也，而于古忠臣义士，侠儿剑客，存亡雅谊，死生交情，读其遗事，为之咋指斫案投袂而起，泣泪横流，痛哭滂沱而不自禁。若夫骨坚金石，气薄云天。”可见，袁中道也发现李贽是极易为古代忠臣侠士事迹所激励之人，这种真性情是与生俱来的。在李贽的筋骨皮囊之内，侠气早已蒸腾弥漫，势难掩盖。
李贽虽然从小就学习儒家经典，但他的见解、思想却远非儒家所能束缚。李贽一生的文章特色在于见解大胆，无所顾忌，一副“毒口”骂尽天下道学的虚伪和贪婪，敢于反对封建社会传统的教条，揭露假仁假义外衣下的道学家们丑恶的灵魂。李贽的文字就像侠客挥出的雪白刀芒，快且稳，力沉还准，颇似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刚猛路子；另一方面，李贽关注社会底层人民，为他们发出追求公平的呐喊，对于女性自由和独立则给予支持和鼓励。这些行为在昏暗迂腐的晚明，宛若侠士立马横刀于道口，誓为天下苍生讨说法，也将墨家的“尚同”“兼爱”发挥得淋漓尽致。
义无反顾参加守城抗倭
明嘉靖六年（1527年），李贽出生于泉州城南一个落魄的教书先生家庭。李贽原名载贽，字宏甫，号卓吾。7岁随父亲李钟秀（号白斋）读诗书、习礼文。25岁中举，4年以后，谋得河南共城（今辉县）教谕之职，从此步入仕途。
李贽的另一处故乡在南安榕桥，这里亦是李氏祖居之地。在南安柳城街道祥堂村有李氏家庙，该祠堂内至今悬挂有李贽“乡贤名宦”“举人”等匾额。李氏家庙如今亦为“李贽纪念祠”“李贽故居”。离祥堂村李氏家庙不远的石鼓山山巅上，几年前塑起了一尊高大的李贽石雕像。
李贽一生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25年。他担任过地方教职、南北二京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郎中，最后出任云南姚安知府。李贽傲骨惯了，从不为升迁而阿谀逢迎上司，自然也就得不到权贵、长官的太多扶持。但他素来素往，并不为意。
嘉靖年间，倭寇侵扰我国海疆，荼毒生灵。李贽的故乡泉州也屡遭倭寇进犯。这帮海上恶棍到处烧杀抢掠，使得曾盛极一时的泉州城，“数年田亩遍为草莽，瘟疫盛行，死者枕藉”。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李贽父亲去世，还在担任南京国子监博士的他急忙返乡奔丧。恰遇倭寇再度入侵泉州，烈火烽烟之下，百姓东躲西藏，存活困难，苦不堪言。见此景，李贽侠气上涌，不顾丧服在身，率领自家弟、侄等人立即参加守城抗倭。《卓吾论略》曰：“时倭夷窃肆，海上所在兵燹。居士间关夜行昼伏，余六月方抵家。抵家又不暇试孝子事，墨衰率其弟若侄，昼夜登陴击柝为城守备。”后来李贽著成《孙子参同》，里面不少内容便源于他亲身参加抗倭的经历。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在泉州守制家居的李贽听闻大学士、奸臣严嵩去位，满心期待朝堂政治会逐渐开明。特别是此时，在名将俞大猷、戚继光的带领下，沿海御倭有了新发展，军队不断击溃倭寇，这让李贽略微看到一丝希望。
然而接下来的事却远超李贽的预想，嘉靖四十一年，倭寇通过收买官员，两次攻陷泉州永宁卫，大批百姓遭殃，他们“呼号梃刃之下，婉转刀剑之间，生者赎命，死者赎尸，尸骸盈野，房屋煨烬”。李贽后来亲撰《和韵十首》，其一曰：“谁道颓垣能御寇？我知寇不上颓垣。不如墙壁俱推倒，赢得梦魂与安闲！”讽嘲明廷想用“颓垣”去抵挡倭寇的侵扰。当然，这里的“颓垣”不仅指残破的城墙，也暗指各地贪腐变质的“坏官”。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李贽进京上任北京国子监博士。不久祖父讣告至，次男此时也在北京官邸夭逝。李贽无奈之下，把妻子黄氏和三个女儿安置在河南共城县，买几亩农田让她们耕种自给，自己只身回泉州奔丧。不料共城却有贪官为了向富户敲诈，不惜将泉源之水引入漕河，从而垄断水源。结果导致共城县内大荒。李贽家的田地仅收数斛稗子，而他的次女、三女都相继因饥饿而夭逝。家中连遭不幸，加上战乱迭起，又兼目睹官场险恶，让李贽对这个世界极度失望，也对国人信奉的儒家经典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李贽不知道自己能否照亮这现实的黑夜，但不管怎样，他想试试。
留下政坛孤傲侠客的剪影
万历五年(1577年)，李贽调任云南姚安知府，这给了他机会去更多地接触基层劳苦大众，切肤体会他们的苦难，更加深刻地了解社会现实。李贽是出生于贫苦人家的孩子，出生不久母亲徐氏夫人就离开了人世。因家里贫寒，他甚至放弃了考进士的机会。他在《豫约·感慨平生》中说道:“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由于本身是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受害者，他希望能有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李贽在云南姚安时，主张“因性牖[yǒu]民”（即根据民众的需要而制定治政方针），在顺民养民的同时，注重爱民怜民。
明时，姚安为少数民族聚居地，面对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各地此起彼伏的少数民族起义，李贽在分析社会现状、总结历代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后，提出“至人之治”的施政方针，努力践行“与军互夷、共享太平”的愿望。禁止各级官吏对少数民族动辄严刑苛法，无理抓捕，残酷镇压甚至屠杀的做法。他深入了解百姓的具体诉求，并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当时，姚安府地处滇中到滇西的要道处，往来车旅皆须过连厂乡，民众东来西往，络绎于道。但连厂河逢夏秋雨水时节就会河水暴涨，非用舟楫无法通行，给百姓造成不便和忧患。李贽见之，义慨之心顿起，“揖资聚石为桥”，建成石桥方便旅人。后人为纪念李贽功绩将此桥易名为“李贽桥”，今桥仍在。李贽散发出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正义感，与侠义精神何其相似。
李贽居官的准绳是“一切持简易，任自然，务以德化”，而且“自治清苦，为政举大体”。他还在府衙的楹柱上写下对联，其一是：“从故乡而来，两地疮痍同满目；当兵事之后，万家疾苦总关心。”另一副是：“听政有余暇，不妨甓运陶斋，花载潘县；做官无别物，只此一庭明月，两袖清风。”在此理念的主导下，他组织垦荒造田、修渠引水、疏浚河道，推广内地先进生产技术等，不断改善百姓生产生活条件。明代云南著名文学家李元阳为此撰诗称赞李贽:“姚安太守古贤豪，倚剑青冥道独高。僧话不嫌参吏牍，俸钱常喜赎民劳。八风空景摇山岳，半夜歌声出海涛。我欲从君问真谛，梅花霜影正萧骚。”李贽“倚剑青冥”的样子，不就是当时政坛孤傲侠客的模样吗？
李贽维护百姓利益的方式，恰恰触及了云南某些地方官僚的痛处。于是不少“高层”开始嫌弃李贽，不给他好脸色看。而李贽也早已厌倦这样的官场生涯，干脆就在姚安知府任满之后辞官而去。此时的李贽就像演员卸去了伪装，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舒畅。
自杀殉道也是一种挺身而出
在完成其仕宦生涯后，李贽转向对学术的全面求索。万历九年(1581年)春，李贽寓居于湖北黄安，每日与学者讲经论道。万历十五年(1587年)，李贽令女婿庄纯甫和长女送妻子黄氏回泉州。他自己不久移居麻城维摩庵，过着半僧半俗的生活，被道学家们视为异端。万历十七年(1589年)，李贽在龙湖芝佛院落发为僧，同友人一道在青灯古佛下讲学论道。由于讲学影响巨大且追随者众，李贽令统治阶级心生畏惧，他也成了“明朝第一思想犯”。然而，走在当时明朝的大街上，随口提及李贽这个名字，别说儒林学士了，就是贩夫走卒，都会双眼放光：“卓吾先生又出畅销书了？要在哪讲学吗，赶紧一块去听听！”李贽在黄安、麻城正是“以正道之交”，结识了一批师友，如耿定理、公安三袁、梅国桢、周柳塘、周友山、僧无念、杨定见等，李贽感慨地说：“师友深恩，永矢不忘。”
李贽在麻城十余年的讲学、著述、论史的过程中，高屋建瓴，目光深邃，时出新意。他的语言、文字向来锋芒毕露，“发言似箭，下笔如刀”，在文学创作上更是主张要有蓬勃激情。他说写作要“蓄极和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在《又与焦弱侯》的信里，他对那些道学气的知识分子作了无情的揭露：“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寄。”发表这些意见，在封建社会里是要有很大勇气的，李贽早就抱定为天下苍生谋福利“不惜舍己”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境界，同样与古之侠义精神相类。在《李见田邀游东湖》一诗中他称：“莫邪长剑终成试，未许扁舟独鼓琴。”表明自己要挥动武器，与道学家们殊死相搏；绝不贪图安逸，放下是非，独自乘小舟去江中弹琴。
李贽思想涉及的面非常广，譬如，他倡导平等观，认为“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天下人人平等，没有什么高低上下之别；对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妇女，李贽给予深深的同情，为妇女所受不公平待遇鸣不平，被现代学者誉为“中国妇女人权思想运动的前行者”；他提出“童心说”，声称人要成为保持“童心”即“最初一念之本心”的“真人”。李贽还将由陈胜领导的中国社会首次农民起义，颂扬为“匹夫首倡”“古所未有”。把封建社会人民的反抗斗争归因于朝廷的是非不明，“唯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惜之感，直驱之使为盗也”，为历史豪杰立帜而呼。纵观其一生，李贽是在儒家的框架下左冲右突，打破框架的同时，也拓展了儒学更多、更广的可能性。李贽的言论与文集，大胆辩雪，处处触动了千百年之是非和封建伦理的疮疤，使得反动统治阶级对他“切齿咬牙，欲杀欲割”。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有人扬言要杀李贽。当时李贽正在山西朋友家，好友焦竑去信告知，劝其返回麻城。李贽复信称:“牢狱之死，战场之死，固甘如饴也，兄何必救我也！死犹闻侠骨之香，死犹有烈士之名，岂龙湖之死所可比耶！”字里行间以“侠”自居，在斗争中展现出视死如归的精神。
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李贽遭礼科给事中张问达疏劾，神宗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为名下令逮捕了李贽。那时李贽是寓居于好友马经纶的家中。当抓捕他的金吾卫到达时，为了不拖累朋友，李贽直接躺门板上，让金吾卫捉他快走。马经纶却不干了，出于义气，他也要随李贽一块去监牢。马经纶说：“朝廷以先生为妖人，我藏妖人者也。死则俱死耳。终不令先生往而己独留。”李、马二人真可谓肝胆相照的“双侠士”。
在狱中，有一日李贽呼侍者为其剃发，忽夺其剃刀割喉自刎，最终气绝而亡，享年76岁。李贽的自杀殉道，其实也是一种侠义的挺身而出。他想“以杀止杀”，挺身保护诸如马经纶、焦竑、杨定见这样的知音，并用鲜血凝固追随者的信念，使他们拥有与混沌世俗相抗争的力量。而李贽的最后这一挥刀，也完成了“侠”字最艰险也最磅礴的收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