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当年捕鱼捉蟹。新鲜的大尾的卖掉后，总会剩些没人要的。这些东西煮一煮，就是家里配糜（粥）的“杂鱼咸”。

这杂鱼咸里，无奇不有，有名的：巴浪、赤九、象耳、秋哥、白力、红斑、土过、鹦哥、狗鲨、金钱仔、丝丁鱼、打铁婆等，还有至今叫不出名头的。之外还有舍不得丢掉的海螺、狗蟳等，有够杂七杂八。

对这日复一日的“咸”，我从未有过好感，经常闹别扭。所以有时私舀一两匙白砂糖或黑糖，碗里搅搅，于我就是最美味的甜糜。若是干饭，就舀点鱼咸水，拌上猪油，也极好入口。因这怪癖，我“北囝仔”（外地小孩）的称号不胫而走。而父亲却是另一番情形。

父亲嗜酒，一天两餐，最为看重夜酌。一般烧酒配，常是花生、豆腐等。有了杂鱼咸，他会自己一个碗夹几尾，独坐一边“慢吹”。晚上不出海，喝酒少了顾忌，能喝几个小时。随着酒劲上来，酒话也跟着暴涨，天上地下、本地外地、过去现在、人情世事等等，搅得一集电视剧零零碎碎，我们看得迷迷糊糊。平素敦厚沉敛的母亲，有时忍不住凶他一句：淋酒（喝酒）配话。

父亲确实健谈。厝边头尾，有他在的地方，旁边总少不了一众侃客，男女老少皆有。他干活也是公认的好手。每天少不了两项：下海、起厝（建房子）。他做工细致严谨负责。大家都信他，找他。所以尽管没日没夜地做着，却似乎永远干不完。只是看似坚毅果敢的人，酒喝麻的时候，会向母亲诉苦：哪里酸哪里痛，等一下帮忙抹抹药。

父亲的手是没法涂抹的。活儿天天有，手皮开了，照样抱砖扛石；肉绽了，依旧摸灰抓土浸水……一双肉做的大手，远未经过岁月的雕琢，却早被重粗活折腾得不成样子了。但也正是靠着这双俨如老榕树皮包裹的粗手，我们家才能由两房的石板房搬到两层半的洋楼……

就是这双粗手，魔术般能把黄豆变成豆豉。煮杂鱼咸时，勺些豆豉下去，似乎腥味不再浓了。倒上两三滴酱油，原来白晃晃的杂鱼咸，披上了一件酱红色大衣，特显温和亲切，一下子抹掉了眼和胃的距离。之后自家栽种的葱、岛外进的姜和辣椒，也纷纷混进了杂鱼咸里。

后来，当我和小弟各带着妻小回老家过年，父亲跟以前一样，必亲自掌勺做一盘“酱油水”。红鱼、绿葱、黄姜、红辣椒、青花盘子，相互映衬，焕发迷人异彩。父亲同以前一样，独坐一角，旁边一碗碟几尾鱼，只是酒杯越来越小了……

从“杂鱼咸”到“酱油水”，名称的变化，食味的演变，不过是热爱生活的人们执着追求的结果。当出生山地的爱人，为我们摆上一盘盘酱油水时，我屡屡不住惊叹：这花样的杂鱼咸，多像父亲当年下厨的翻版啊！在啧啧吞咽的时候，在一次次享受口福的时候，我越发深切感受到，一点一点攒积起来的幸福感，与长存心底的记忆是越缠越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