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30多年的新闻写作爱好者,我有过三段“编外记者”的经历。
第一次是“特约记者”。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北京求学,一次我和同学去八达岭长城游玩,途中发现一款啤酒价格高得离奇。那个年代,很多商品都是凭票供应,明码标价。我们跟店主理论,谁知店主很蛮横,还叫我们告去。同学们听了很生气,叫我把这一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情况反映给报社。由于儿时我喜欢听新闻广播,也爱看报纸新闻,特喜欢写作。当时就将这一情况写成稿件反映到报社,不到几天,《北京日报》《中国消费者报》《北京物价报》等报纸居然刊登了,且反响较大,物价部门对我们反映的情况进行了整治。尤其是《北京物价报》一名记者找到我,邀我一起进行了跟踪采访,这次跟踪报道刊发时,文中把我署名为“本报特约记者”,报社的前辈鼓励我以后多写稿子。于是我在北京求学的那几年,先后在当地的报纸上刊发了20多篇新闻稿,都是署名“特约记者”。
也许是因为这段“编外记者”的经历,参加工作后,我心里始终对各种新闻事件很敏感,并第一时间向各级报社投寄各类新闻稿和通讯。1993年的一天,我收到了《市场报》通联部的信函,意思说我新闻题材抓得准,在他们报发稿较多,为更多关注本地的各类市场新闻,决定聘请我为“特邀记者”,还向我颁发了“特邀记者证”。肩上有这个光荣的神圣职责后,担任该报“特邀记者”十几年间,我采写了300多篇新闻稿件,其中批评稿件占到六分之一。一次我采写省城某大型商场坑害消费者权益后,商场老总诚恳接受错误,并邀请我去对整改措施又进行了跟踪采访,后在报纸“回音壁”中刊登。担任“特邀记者”期间,我先后两次去北京的报社接受颁奖,直到后来报纸停刊,我才结束了这段“编外记者”生涯。
我还当过“驻站记者”。我供职的企业主要生产化工和农资产品,于是我经常把本单位及周边化工、农资新闻投给《中国化工报》及其子报《农资导报》,并成了该报在本省的骨干作者。后来,报社编辑部决定在每个省设立“记者站”,我有幸成为首批“驻站记者”。那十几年间,我为报社提供了约400篇各类化工新闻、图片、评论等稿件,多次被评为“优秀驻站记者”。
虽然不是在编的正式记者,但我采写每一篇稿子都很用心,每当自己的稿件见诸报端,我感到欣喜而满足,觉得自己对得起“编外记者”的名头。今天是第24个中国记者节,也是我的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