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30多年的新闻写作爱好者，我有过三段“编外记者”的经历。

第一次是“特约记者”。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北京求学，一次我和同学去八达岭长城游玩，途中发现一款啤酒价格高得离奇。那个年代，很多商品都是凭票供应，明码标价。我们跟店主理论，谁知店主很蛮横，还叫我们告去。同学们听了很生气，叫我把这一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情况反映给报社。由于儿时我喜欢听新闻广播，也爱看报纸新闻，特喜欢写作。当时就将这一情况写成稿件反映到报社，不到几天，《北京日报》《中国消费者报》《北京物价报》等报纸居然刊登了，且反响较大，物价部门对我们反映的情况进行了整治。尤其是《北京物价报》一名记者找到我，邀我一起进行了跟踪采访，这次跟踪报道刊发时，文中把我署名为“本报特约记者”，报社的前辈鼓励我以后多写稿子。于是我在北京求学的那几年，先后在当地的报纸上刊发了20多篇新闻稿，都是署名“特约记者”。

也许是因为这段“编外记者”的经历，参加工作后，我心里始终对各种新闻事件很敏感，并第一时间向各级报社投寄各类新闻稿和通讯。1993年的一天，我收到了《市场报》通联部的信函，意思说我新闻题材抓得准，在他们报发稿较多，为更多关注本地的各类市场新闻，决定聘请我为“特邀记者”，还向我颁发了“特邀记者证”。肩上有这个光荣的神圣职责后，担任该报“特邀记者”十几年间，我采写了300多篇新闻稿件，其中批评稿件占到六分之一。一次我采写省城某大型商场坑害消费者权益后，商场老总诚恳接受错误，并邀请我去对整改措施又进行了跟踪采访，后在报纸“回音壁”中刊登。担任“特邀记者”期间，我先后两次去北京的报社接受颁奖，直到后来报纸停刊，我才结束了这段“编外记者”生涯。

我还当过“驻站记者”。我供职的企业主要生产化工和农资产品，于是我经常把本单位及周边化工、农资新闻投给《中国化工报》及其子报《农资导报》，并成了该报在本省的骨干作者。后来，报社编辑部决定在每个省设立“记者站”，我有幸成为首批“驻站记者”。那十几年间，我为报社提供了约400篇各类化工新闻、图片、评论等稿件，多次被评为“优秀驻站记者”。

虽然不是在编的正式记者，但我采写每一篇稿子都很用心，每当自己的稿件见诸报端，我感到欣喜而满足，觉得自己对得起“编外记者”的名头。今天是第24个中国记者节，也是我的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