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清秀

煎牛扒外焦里嫩，配了数根修长的白芦笋，夹一根，咬一口，脆爽甘甜、柔嫩无骨。刚上小学的孩子问我：“妈妈，你吃的是什么？”我又夹起一根，咬一口，满嘴鲜，答：“妈妈吃的是‘白玉簪’！”

“白玉簪”是我给白芦笋取的名，其实不止我，很多人都这样叫它，有时还叫它“美人指”。学生时代读《离骚》，第一次读到“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时，我就禁不住替屈原抱屈。那个早晨饮木兰花上的露滴，晚餐用菊花瓣充饥的浪漫诗人，他如果吃过白芦笋，定要把“白玉簪”列进午餐菜单吧！

每有朋友到我们老家的海岛度假，一问到要点什么食物时，我总要毫不犹豫地推荐，得是白芦笋，须是白芦笋！如果食物界有明星秀场，那么“白玉簪”芦笋就是中国的高圆圆、外国的奥黛丽·赫本。正如到陕西要吃肉夹馍、到武汉要吃热干面、到上海要吃金花菜一样，到了东山，就要吃白芦笋。

老家东山岛种白芦笋始于20世纪80年代。此前，这座数百年来饱受风沙肆虐的海岛沿袭着传统的农作物种植，以花生、番薯和水稻为主。白芦笋初登海岛时，我家就为它腾出了两块地。父亲见多识广，他不擅农活，却成竹在胸。他对母亲说，岛上日照充足，海沙洁白质好，具备了种植白芦笋的先天条件，咱们种。

我八九岁时，母亲已是种植白芦笋的好手。

白芦笋对土壤有严格要求，沙质土最佳，它一年产春秋两季，春秋季便成了母亲最忙碌期待的季节。那时家中来源单一，父亲薪资微薄，年刚过完，母亲就默默地掐指头盼春收。春末雨水多，最怕半夜下雨。一旦雨水把沙土冲得七零八落，白芦笋就会破土而出，天亮时笋尖多已染了绿，因为白芦笋容易在光线里发生光合作用。等收齐了送到商贩处，价格不免大大打了折扣。因此母亲总要冒雨摸黑奔忙在笋地里，用沙土覆盖不安分的笋尖。“春雨贵如油”，在我家则不然，多年之后，我的脑海里还总浮现着那一幕，母亲一身潮湿、红着疲惫的双眼从地里回来，让我的心跟着湿了又湿。

在色香味俱全的中餐领域，白芦笋并非卓越的食材担当，却让人吃过难忘。削去表皮，笋根嫩如凝脂，稀可煮成粥，稠可炒成饭，素可凉拌，荤可炝肉，而不管哪一种做法，它都不该原味。还弹滑，咬一口，满嘴都是甘甜的汁水，越是咀嚼，越觉得细腻鲜嫩，不齁人。只是那时候，我们顶着一身露水采收的白芦笋，悉数用来换米粮，只有小贩挑拣剩下的次笋，母亲才会带回家，去皮，掰断，匀了鸡蛋炒。我们最爱母亲用它和巴浪鱼熬成汤。新上岸的巴浪鱼活蹦乱跳，洗净，切断，和剥了皮的芦笋段一道，熬成一锅汤，只需盐巴少许，蛤蜊二三，却滚出了满锅鲜。那一锅鲜，热气腾腾地抚慰了一家老少的胃囊，氤氲了我整个童年。

第一次到香港，路过一家老牌茶餐厅，招牌上当季主打的菜品就是白芦笋。那天我才知道，原来白芦笋是德、法国民热爱的高贵食材，德国人为芦笋建了博物馆，德国西南部的巴登—符腾堡州还是著名的白芦笋之乡。那天站在香港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我给母亲打电话。母亲看多了港剧，一个劲儿地问我有没有到茶餐厅喝下午茶、吃点心，我却告诉她，我倒想进去点一份白芦笋做的菜肴，可惜昂贵的价格让我不敢轻举妄动。母亲嗔怪我信口胡诌，哪有人舟车劳顿到了香港，就点一份白芦笋吃！她怎能相信，这种她当年信手拈于手掌之间的菜蔬，在香港是弥足珍贵的宠儿，价格比她种植时高出了许多倍。难怪思想家歌德要说，享受白芦笋时，他感觉自己身如国王！

而我如此坚定不移地热爱一根“白玉簪”，不过是因为在那些无法重来的日子里，我和家人共有味滋味美、相亲相爱的“笋”记忆，如斧凿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