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总觉得，等待被家长接送的孩子好似在店门口被售卖的花儿。先被买走的花儿，定要比后被带走的可爱些。

放学时，我总是第一个挤破密织如网的人群奔向阿公的三轮车，一骨碌翻进车，攀着他的肩膀站起来，特别要面露骄矜地朝校门内的同学看上一眼，而后才轻拍阿公光光的头顶大喊一声：“我们回家啦！”阿公就带着笑声蹬着车儿带我回家。

我是小学二年级时被母亲送到阿公家的。初到乡下，想家时，总会跑到人迹罕至的巷口街角蹲着默默流泪。有次我正在巷口发呆，倏地听到咳嗽，阿公来了。回头看时，我就把脸上的忧郁改了一副轻快的面色，怕被他看见了。我轻唤他一声“外公”。他似是生气起来：“什么外公，我才不是外公。你喊‘阿公’。”我仰头望着他，阳光随着他头部的摆动跳跃起来，莫名地好笑。于是我笑了。他把我从地上拽起来，拉我到三轮车边，把我抱到车里。

阿公蹬起三轮，一路唱着红歌。一阵带着野花气息的和风，轻抚着我流完泪的脸。我犯了困，身体沉醉似的酥软起来。我轻轻靠上阿公的背说我困了，远处摇摇晃晃的小屋逐渐发黄。

阿公还在继续唱着。荒腔走板，十分难听，但我还是靠着阿公的背睡着了。

每日傍晚我们爷俩总要抢着喝完红薯粥奔到电视前赶着看节目。我说看动画片，阿公非要看抗战片。于是我们进行了很多争抢遥控器的较量。剪刀石头布、猜硬币、打字谜……玩了个遍。我气运佳，几乎一贯都是我得胜。

最终我还是会让着阿公。抗战片并不枯燥无味。我和阿公会并排瘫坐在有靠背的小木椅上聊剧情，看到情绪激动时我们甚而会站起大喊大叫。

小学五年级时我离开阿公回到城里。母亲把我送到一所私立小学，那里的学生比昔时农村小学的人要多得多。

放学时我不再是那人群中的急先锋了。在稠人广众之中，我感到了孤独。

小升初考试时，母亲给了我一枚红色的徽章，说是阿公去井冈山给我捎来的。我愉快地给阿公打电话。阿公说这是他在景区买的，特地强调是革命烈士留下的，让我爱惜。我知晓阿公被骗了，但我很珍重这徽章。我也的确考了一个很好的成绩。

初一下学期，母亲说阿公得病了，我很是担忧，下了晚自修就回寝室给阿公打电话。我初一那年的六一节，是我最后一个儿童节。我一整天都在和同学疯玩。那天晚上，我整夜哼歌，直到睡去。

次日早操时，班主任没让我下操，只是说让我到校门口等待母亲接我回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收拾好书包站在校门口踱步等待。

母亲来了，她轻轻说阿公走了。

我怔愣了半刻，和书包一起坐到了地上。母亲把我从地上拽起，把我带进车里。

我回到了阿公的家，躺倒在阿公睡过的床上，蜷缩起身体。我忽而觉得好困。

天气晴朗。我好像在摇晃的三轮上，枕着阿公的背，睡下。单调的车轮声，一声声断断续续地飞到我耳膜里来，阿公的歌声隐隐约约地浮在空气里，风带着野花的气息吹到我脸上。我说阿公你唱歌真难听，阿公还在继续唱着……

（作者系泉州籍，现为常州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