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颐

考古发现表明，早期文明大多存在驯养大象的现象，如埃及、亚述、美索不达米亚、中国以及印度河流域。但是，很少有动物像印度的大象那样，如此鲜明地作为政治资本，如此广泛地作为军事武器，因此，如此深刻地介入王国的建构之中。

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R.特劳特曼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关键在于印度的用象制度，这一制度保护了大象的栖息地和种群数量：那就是战象。他以此为切入点，撰写了《大象与国王：一部环境史》一书。

作者考察了《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等古代史诗，以及关于王权的研究性著作《政事论》。作者认为，战象是王权的发明。因为，王权既拥有先进的战争模式，可以充分发挥大象的优势，又拥有庞大的资源，可以从森林中捕捉、训练、保护大象并将其部署在战争中，另外还拥有大象可以栖息的森林。在公元前500年以前的某个时候，也可能早于公元前1000年，北印度的森林民族把捕获和驯化大象变成了常态。北印度就是王权、大象森林和森林民族产生交集的地带，于是该地产生了战象制度。

考察印度战争史中关于“四军”的记录，即四种军种的衍变，也佐证了这一点。战车消亡的原因，是骑兵的崛起。但是，印度本土出产马匹稀少，印度国王需要通过赠礼、战利品、盟邦援助、抵押、限期借用等方式来获得马匹，与此相比，大象是不可或缺且数量丰富的王室资产，是印度的本土产物，把战象作为军事资产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

作者令人信服地梳理了印度战象制度的产生与巩固的过程。为了维持这个制度，国王必须保护野生大象免受猎人的觊觎，也要保护大象栖息的森林不被砍伐，还要维护与森林民族的关系。因此，国王与大象的关系，实际上是国王、大象、森林和森林民族之间的四角关系——这是一张纵横交错的关系网。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印度三千年的文明史。

作者还强调了对中国“大象的退却”这种历史现象的关注。导言即以“大象的退却与留存”为题。显然，《大象与国王：一部环境史》从落笔时，就与伊懋可的《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相对应，从而建立了与印度进行比较的参照点。在伊懋可的论述中，大象充当了中国自然环境变化的晴雨表，大象占据的空间与人类占据的空间是互为消长的。

回顾《大象的退却》，大象曾经在中原地带留下频繁的足迹，除了气候条件的大幅改变之外，毁林造田带来的森林的大面积消失，确实对大象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特劳特曼指出，中国君主的土地伦理认为，消除森林中的危险动物是君王的职责，而印度却因为战象制度的需求而努力保护森林。直到19世纪，由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人口数量暴增，猎象成为一项运动，战象制度才退出了印度的历史舞台。这种情况恰恰说明了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战象的存亡，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首尾呼应，《大象与国王》仍然立于“环境史”的落足点。环境史的主题是人与生物、化学和地质等系统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这些系统曾以复杂的方式既支撑着人们又威胁着人们，人类应该如何寻求与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系统的和谐相处之道呢？时至今日，人象矛盾仍然存在，譬如云南象群的北上，即为一例。正是因为象群栖居地缩减的无奈之举，而该事件引起的关注和解决，也证明了人类的主观意愿对于保护大象等野生动物、保护自然生态的积极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