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近日，最高检举行“行政检察与民同行 助力法治中国建设”新闻发布会，会上指出，实践中对一些小摊小贩、小微企业的行政处罚违反“过罚相当”原则，处以高额罚款，既不符合法律精神，不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也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甚至严重影响了当事人的生产生活，不利于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建立对法治的信赖，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开展法律监督。如何有效治理“小过重罚”？

本期嘉宾：黄闯贵、张西流、李英锋

正确行使权力

□黄闯贵（教师）

“蔬菜粮油店卖了5斤农残超标的芹菜被罚款6.6万元”“广告中有个‘最’字被罚款20万元”……近期，“小过重罚”现象引起社会各界广泛争议。在此背景下，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要加大对“小过重罚”问题的监督，强调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重要性。

自由裁量权，作为行政和司法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旨在让执法者在法律框架内，根据具体案情灵活处理，以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若自由裁量权行使不当，尤其是出现“小过重罚”的现象，不仅背离法律的初衷，还会导致公民权利受损。

治理“小过重罚”需强化法治意识。在具体执法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到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及其社会影响，避免过度执法，确保处罚与违法行为相匹配，实现真正的罪责相当。

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是防止“小过重罚”的关键。通过完善内部监督体系，提高执法透明度，引入第三方评估和社会监督，可以有效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同时，建立有效的投诉和救济渠道，保障公民在遇到不合理处罚时有途径寻求法律救济，进一步增强法治的公信力。

加强教育培训，提升执法者的职业素养。定期开展法律法规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增强执法者的法律意识、公正意识和服务意识，使其在面对复杂多变的执法环境时，能够准确把握法律界限，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避免因个人偏见或误解而导致不当执法。

推动立法完善，细化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范围和标准。通过立法明确界定哪些情形下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行使，可以为执法者提供更加清晰的指引，减少因法律条文模糊而导致执法偏差。

遏制“罚没经济”

□张西流（公务员）

近年来，“小过重罚”屡有报道，也多次引发争议。这类案件的共性往往涉案金额少，涉案人大多属于无心之失，但收到的罚单却数字惊人。

由此，不得不提及执法部门大兴“罚没经济”的问题：在一些情况下，个别地方的个别行政执法部门，过度依赖于罚款和没收所得来填充公共财政，这就形成了一种所谓的“罚没经济”。

治理“小过重罚”，关键是遏制“罚没经济”。当行政执法等于行政处罚，这种只顾及部门利益、无视市场秩序和公共安全的执法手段就会层出不穷。以罚代法，不仅破坏了法律的严肃与公正，也违背了政府“执政为民”的宗旨，损毁了政府自身形象，政府也将因此而失信于民。

各地行政执法部门应反躬自省，坚决杜绝逐利执法，严禁下达罚没指标，从制度上肃本清源，这才是“小过重罚”的治本之策。

依靠法律标尺

□李英锋（公职律师）

在向“小过重罚”说“不”的同时，我们也应看见执法人员的无奈。其实，在“小过重罚”案件中，有的罚款额度虽然看起来较高，却是正常情况下自由裁量范围内的最低尺度，也即执法人员已经作了“从轻处罚”。比如，根据《广告法》，使用顶级用语的处罚起点就是二十万元。

自由裁量的上下幅度具有一定的刚性，向下突破自由裁量的下限只能依托《行政处罚法》的“过罚相当”“轻微不罚”“首违不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无主观过错不罚”等情形之一。如果执法人员作出减轻处罚或不予处罚的理由不充分，裁量不准确，会产生执法不严、失职渎职的风险。而把减轻处罚或不予处罚的裁量权都交给执法人员，也可能引发随意执法、执法不公、执法徇私、包庇纵容、办人情案或关系案等问题。

让小摊小贩、小微企业远离“高额罚款”，矫正“小过重罚”现象，固然需要加强对执法人员的监督和培训，规范执法裁量行为，但更需要刻度精细的法律标尺。立法部门以及相关监管部门有必要针对“小过重罚”等问题，通过修改法律或出台实施细则、法律解释等方式，对相关执法领域的处罚尺度进行合理审视和评估。该调整上下限的要适度调整，让执法人员在自由裁量范围内作出“小过小罚”“小过不罚”等“过罚相当”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