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学前教育法草案三次审议稿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草案二审稿规定，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2周岁以上3周岁以下的儿童，提供托育服务，草案三审稿删去“2周岁以上”。此审稿若能顺利通过，无疑将填补“幼有所托”缺口，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盘活幼儿园资源，‌减轻很多家庭的经济负担，从而增进生育意愿、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大多数双职工家庭都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孩子3周岁之前不能入园，这就意味着，3周岁之前小孩的照料、教育问题，全部由家庭承担。而一般托育包括早教，都是一些社会化机构在运营，费用动辄数千、上万元，很多家庭难以负担。这就导致很多父母必须有一个在这期间保持“全职父母”状态，限制个人能力的同时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也因此劝退了很多家庭要二孩的想法。

近年来，建议幼儿园招生年龄下延，提供普惠的婴幼儿教育，成为很多家长的诉求。随着呼声越来越高，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对婴幼儿照护服务进行了顶层设计；前不久，国家发改委、国家卫健委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支持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明确收费标准可参考幼儿园收费标准、根据成本差异等情况合理确定。而从地方来看，2023年春季学期，北京、广东、上海、浙江等地均鼓励支持当地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2至3岁幼儿。由此可以看出，幼儿园招生年龄下延，实际已经有共识。

可以想见，如果草案三审稿顺利通过，将带来众多好处‌。此前一些地方幼儿园已经开展的婴幼儿托育服务，将得到法律认可和保护，这将进一步鼓励各地增加婴幼儿托育服务。此外还将带来托育供给的结构性变化。目前国内不少地方幼儿园适龄儿童生源数量持续下降，导致不少幼儿园关闭；而托幼供给仍不足，截至2023年年底，全国共有托位477万个，全国实际入托率仅为7.86%。因此，幼儿园招生年龄下延，将成为填补幼儿园学位、避免幼儿园关停的重要因素。

但可以预见的是，新政策的实施也将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需要我们多一些幼儿视角。首先是师资力量问题，孩子在3岁前，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相对有限，看护这些“幼崽”，所要付出的“心力”远高于幼儿园孩子，因此需要大量的教师资源来支持‌。同时3岁前孩子的教育教学更多的是感统训练，在课程设置和育儿方式上和幼儿园有着本质区别，对托班教师的综合素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教师及时提升保教理念和相关技能。此外还需对硬件设施设备进行提升改造。

幼儿园招生年龄下延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我们希望，相关部门可以制定相关指导文件，给教师更为权威的指引，引导市场资本进入幼儿教育行业，联合大学设置相关专业，培养所需的人才‌。此外，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支持幼儿园提供普惠的托育服务。还应多条腿走路，比如充分发挥相关单位的积极性，让社区嵌入式托育、用人单位办托等各种类型的托育机构“百花齐放”，互为补充。为使托育服务有序规范开展，还可以考虑采取试点先行的模式，在形成样板的基础上发挥辐射作用。卫健、教育等部门应进一步明确相关职责，形成工作合力。当然还需明确，幼儿园招生年龄下延是“自愿选择”并非强制，应基于个体家庭的情况以及孩子身心发育的状况，因人而异，养育方式也应更多些个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