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吴拏云 文/图）近年来，我市全力打造“海丝泉州·人才港湾”品牌，迭代优化“1+5+N”人才政策体系，通过深耕人才“港湾计划”，统筹推进先进制造业人才集聚平台建设、“涌泉”行动、“选优生”、柔性引才、台湾人才等五大重点专项，在吸引大量人才的同时，也让各类人才能安心在泉州发光发热。实际上，泉州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善用人才”，特别是在人才引进工作上有着丰富的经验，这也是古代泉州一度发展成为全球超级港口城市的重要原因。

商汤“三聘”伊尹的故事，是中国有史记载的最早的人才引进案例。伊尹本是莘野农夫，却被商汤的诚意打动，出仕理政，位至卿相，最终辅佐商汤推翻夏朝。商汤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智慧，与后世燕昭王筑黄金台招揽乐毅、邹衍等贤才的壮举异曲同工。而泉州，在唐末五代时期也建有自己的“黄金台”——泉州招贤院。当时，泉州刺史王审邽与其子王延彬在潘山一隅设立招贤院，张贴招贤榜，凭借诚意与优厚待遇招贤纳士，吸引了包括李洵、韩偓、王涤、崔道融、王标、夏侯淑、王拯、黄滔、徐寅、翁承赞、杜袭礼在内的一批晚唐名贤来投，使得泉州文风乍兴、政通人和，更为后世标立榜样。

入宋以后，泉州的文化觉醒犹如刺桐花般怒放。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泉州知州孙逢吉在崇阳门外三教铺的宣圣庙旁兴建州学。此后，转运判官赵贺、知州陈钦祚等均加以修葺。这代表着地方文化教育体系的鼎立。整个北宋时期，泉州不仅创办了完整的州学，各县也普遍设立了县学，各种形式的私学旋即蓬勃发展起来，其设学的范围、数量与规模远超唐、五代时期。州学还请来名师执掌教鞭，王安石的门生郑侠就曾两度任泉州教授，其任职期间“泉士为所造就，多以节义相尚”。泉州文教旌旗招展，人才冒尖成为必然，寒门士子的上升通道也由此被拓宽。以陈瓘为代表的“外地知识分子”，纷纷以就读泉南为荣。这些人成长为国之栋梁后，亦推动泉州名气的进一步传播。北宋嘉祐四年（1059），泉州太守蔡襄积极推动洛阳桥的建设，使得该桥顺利落成，有力地促进了泉州南北经济的交流。这是泉州利用基础建设促进交通发展，从而达到推动经济成长的典例。

北宋元祐二年（1087），朝廷在泉州设立福建路提举市舶司，泉州正式成为国家法定的对外贸易口岸，海外贸易迅速崛起。这段时期，泉州利用“政策红利+市场机制”双轮驱动，使城市经济迈向大繁荣，推动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形成人才虹吸效应，吸引了大量中外客商来泉定居经商。

南宋时期，泉州又迎来两个城市发展“窗口期”：一是建炎三年（1129），南外宗正司机构开始迁入泉州，赵宋皇族宗室成员分批来泉。随着皇族的入住，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僧侣、商人、地主、农户、工匠、手工艺者也陆续迁入泉州，当时的名儒如李次辰、傅伯成、黄叔度、王迈、陈俊卿等，争着来泉州任职，李邴、赵思诚、王秬等良臣贤士亦徙居于泉南，这些为泉州乃至福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另一个重大事件就是朱子过化泉州。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朱熹数次访泉。他在泉州推广教育经验，完善书院教育制度，助推泉州书院的勃兴，并以书院为基地推动理学各学派的学术论争和交流，形成了最接地气的“泉州教育网”。清代进士陈科捷曾言：“吾泉务实学，自欧阳四门以后，至宋为朱子过化之地，渊源所渐，浸与伊洛比盛。”南宋泉州教育在朱熹推动下，大有赶超中原部分地区的趋势，士子、文人被这样的学术氛围所吸引，自然对泉州竞相奔赴。同时，王十朋、真德秀等泉州历代贤守保持开明态度，出台众多政策，对于泉州创造的安定、和平、富足的宜居环境，吸引各地人才加入，同样功不可没。

明清时期，泉州继续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欢迎各地人才的加盟。史载，郡守胡器与部使者“造庐咨访”名士夏秦于青阳山下就是极好的例子。泉州创业的氛围好，福清人陈文七先是到泉州传授手艺，“梓匠于泉”，后来追随泉人到吕宋（今菲律宾）做生意，成为“创富一代”。云南人熊男良曾谪居南安，当时南安邑侯刘公浴对其礼遇有加，后来南安凡“中兴除利弊”之时，熊氏“多所赞助”。

泉州，历史上“涨海声中万国商”的东方巨港，自古即以“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柔性引才策略，吸引着全球精英。回首千年之际，泉州市舶司的“通行”铜印不仅盖在商船的公凭上，更印刻在人才交互的轨迹之中。从宋代的“蕃坊”共治，到今天的“产才融合”新格局，泉州超越时代的多元人才观，为这座有着爱拼敢赢传统的城市，编织了催人奋进的精神图谱。而这，也是泉州最值得骄傲的历史财富之一。

（相关报道见第十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