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礼记·曲礼》有云：‘百年曰期，颐。’意思是说，人至百岁，饮食、居住等各个方面都需要子孙晚辈照养，故‘百岁’又有‘期颐’之称。”“《管子·戒》曰：‘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本案各方当事人生活条件并不窘迫，如果各方均能念及故去亲人，怀旧情而弃前嫌，顾大义而舍小利，则桑榆非晚、颐养有期。”近日，北京高院法官周波的文言文风格裁判文书引发网友热议。对此，您怎么看？

本期嘉宾：元鹏、贾义平、吴睿鸫

增添文化底蕴

□元鹏（媒体人）

文言文风格裁判文书，将古籍经典引入其中，使古老智慧与现代司法相融合。如文中引“百年曰期，颐”阐释百岁之称谓，以“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劝诫当事人重情弃利，不仅为案件说理增添文化底蕴，更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于司法实践中得以延续。

于说理层面而言，文言文风格裁判文书亦有其独到之处。文言之精炼，常能以寥寥数语，道破事理之关键。在司法裁判中，面对复杂之案件事实与法律关系，文言之简洁表达，可使说理更为精准透彻。且经典名句之引用，往往蕴含深刻哲理，能从道德、伦理等多维度对当事人及社会公众进行教化。

文言文风格裁判文书，并不是为了拿“之乎者也”显摆，而是有些道理，用“文言文典故”说得更清楚更明白。文言文风格裁判文书的出现，是司法领域对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有益尝试，应给予更多包容与鼓励。

不够通俗易懂

□贾义平（律师）

适当引用经典文献能增强裁判文书的庄重感和说服力，尤其是涉及传统伦理、家庭纠纷等案件时，古语的点缀或许更能触动人心。然而，裁判文书的根本目的是向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清晰传达法律观点，而非展示文采。如果当事人因文化水平有限而难以理解文书内容，甚至需要额外解释才能明白法官的用意，那么这样的文书是否真正实现了“释法说理”的功能？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要求，裁判文书应“语言规范，表达准确，逻辑清晰”。这里的“规范”和“清晰”，显然更倾向于通俗易懂的表达，而非文言化的修饰。法律语言固然需要严谨，但严谨不等于古雅，更不应以牺牲可读性为代价。

当然，法官在文书中展现个人风格并非不可，但前提是确保当事人能够准确理解裁判理由。如果一份文书因过于文雅而让普通人望而生畏，甚至产生误解，那么它的实际效果可能适得其反。裁判文书不是学术论文，它的首要服务对象是案件当事人，而非文学爱好者。因此，法官在撰写文书时，不妨在保持法律专业性的同时，多考虑普通人的阅读体验。

不必千人一面

□吴睿鸫（公务员）

裁判文书的目的不仅是给出结论，更要通过释法说理，让当事人理解裁判的形成过程和正当性理由，文言文风格的表述，只要运用得当，完全可以成为增强说理效果的方式。周波法官的这份文书，虽然部分表述较为文言，但核心观点和传达的价值观念清晰明确，提倡中华传统美德和孝道思想，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在追求裁判文书风格多样化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受众的接受程度。为解决可能存在的理解障碍问题，法官可以在使用文言文等较为晦涩的表述时，适当加入通俗易懂的解释说明，确保不同文化程度的当事人都能理解裁判内容。同时，在文书整体的撰写过程中，应根据案件的复杂程度、社会影响等因素，合理把握说理的繁简程度。对于简单案件，可简案略说；对于疑难复杂、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则应繁案精说，深入阐述裁判理由。

裁判文书不必千人一面。在符合技术规范和确保当事人能理解的前提下，鼓励法官展现个性化的说理风格，有助于提升裁判文书的质量和影响力，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通过多样化的表达，让裁判文书更好地发挥定分止争和价值引领作用，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也让司法的温度能够以更多样的方式传递给社会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