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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文史界不少前辈在研究明代泉州历史名人时，常对一个问题感到困惑：作为同时代的两位名臣，张岳与抗倭英雄俞大猷之间似乎并无直接交集，史料中未见两人往来的明确记载。有人甚至推测，早年在平定安南事件中，作为主战派的钦州知州林希元因极力推荐俞大猷，可能引起逼降派代表张岳的不满，导致两人关系疏远。无论是张岳的《小山类稿》二十卷，还是俞大猷的《正气集》中，均无双方往来的书信记录。笔者对此亦感疑惑，直至去年7月查阅《小山类稿》四十六卷版本，才解开这一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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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清门下：张岳可算俞大猷师叔辈
两人的学术渊源可从明代大儒蔡清谈起。从宋代开始，程朱理学继承并弘扬传统儒学，成为正统国学的主流。至明正德年间，天下论理学，首推闽中；闽中理学，则首推泉州；泉州理学，又首推蔡清。蔡清作为理学一代宗师，其历史地位在泉州乃至福建的理论与学术界尚未得到充分挖掘与肯定，实为一大遗憾。
蔡清（1453—1508）约于1500年因丁忧归乡在泉州开元寺讲学，其标志性成果“清源治《易》二十八宿”主要形成于1500—1503年间。而张岳生于明弘治五年（1492），比蔡清小近40岁。史学界普遍认为张岳不是蔡清的嫡传弟子，而张岳也承认自己是蔡清的“私淑弟子”。以蔡清去世之年计，张岳仅17岁。同安林希元（1482年生）亦为蔡清私淑弟子。
清初名臣、安溪人李光地推崇蔡清，对陈琛、张岳、林希元等人的传承和贡献也给予充分的肯定：“虚斋先生崛起温陵，首以穷经析理为事，非孔孟之书不读，非程朱之说不讲。其于传注也，句读而字义，务得朱子当日所以发明之精意。盖有勉斋、北溪诸君子得之于口授而讹误也，而先生是订。故前辈遵岩王氏谓：‘自明兴以来，尽心于朱子之学者，虚斋先生一人而已。’自时厥后，紫峰陈先生、净峰张先生、次崖林先生，皆以里闬后生受学而私淑焉。泉州经学蔚然成一家言。”
清乾隆十三年进士、提督湖南学政、翰林院编修、安溪（一作晋江）人陈科捷在《紫峰文集序》中也概括了陈、张、林三人在明代的学术地位，指出：“明之中叶，有虚斋蔡文庄公出，尽心正学，蔚为一代儒者之宗。陈、林、张、史四先生继之，道以大明。然惟紫峰先生独亲受业虚斋，引为畏友。诸先生皆所谓私淑斯人者也。”
尽管两人均认为张岳是蔡清的私淑弟子，但也不能排除张岳曾亲聆蔡清教诲的可能。
嘉庆《惠安县志》记载：“龟峰书院在邑南二十余里凤坑铺，郡祭酒蔡虚斋先生清、督学陈紫峰先生琛，皆尝借榻潜修。今遗址荡然。然清风吹襟，白云助句，南望龟山古人，其可作乎？”
《螺阳文献》卷二十一载陈琛为“蔡虚斋高弟，尝与虚斋读书惠邑凤坑乡龟峰书院”。龟峰书院在惠南东园杏坑（即古凤坑），由当地望族杨氏创办。相传张岳少年时曾到惠南求学，并有“一字之师”与“张岳智判白崎海”的传说，后者记载于百崎郭氏族谱，可证史实。因此，张岳可能曾在龟峰书院受教于蔡清。
在中国历史上，个人在官场上的不幸，往往会转化为文化上造福一方的贡献。如唐代韩愈之流放潮州、宋代苏轼之流放儋州、明代杨慎之流放永昌、清代林则徐之流放伊犁。蔡清31岁中进士，官至江西提学副使，相当于江西的教育厅长。由于当时身居江西的宁王欲谋反，蔡清先察其奸，招其怀恨，遂辞官返乡，创立泉州清源学派，他的主要弟子28人，号称“清源治《易》二十八宿”，史载“官辙所至，随杖履者数百人”。
如果说，蔡清是明中叶福建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那么，陈琛、张岳和林希元就是他手下的三员大将，师徒四人共同构成明中期程朱理学的核心。
蔡清创立清源学派后，带动泉州形成一股易学研究热潮。俞大猷就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先后拜蔡清弟子王宣、林福及军事家赵本学为师，努力钻研《易经》。在师承关系上，俞大猷乃名儒蔡清之二传弟子。
因此，从辈分上讲，俞大猷应尊称张岳为师叔，甚至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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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南之争：逼降与主战有分歧
嘉靖十五年（1536），藩属国安南因内乱未来朝贡，差点引起两国战争。张岳时任广东廉州（今属广西）知府，林希元是其下属钦州知州。作为主战派的林希元累计上疏十一道，鼓动嘉靖帝兴兵用武，欲收回自宣德后对安南战争失去的疆土。而张岳则主张以谈判逼降为主、军事手段为辅。最终，张岳成功劝降安南王莫登庸，收回四峒地区。
林希元与张岳是至交，但在安南事件中，两人意见截然相反，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最终恶言相向。林希元上疏暗责张岳“临敌束手无策者”，张岳则斥林希元“钦州非用武之地，尊相无封侯之骨”，以纸上谈兵的赵括等人为鉴，讽其“空大言尔”。
莫登庸侦知张岳反对出征的态度，感叹“天朝犹有一张廉州不欲灭我族类”，便主动派人前来联系。张岳便趁机动员，成功化解危机。嘉靖十九年（1540）底，已经升任广东左参政的张岳作为大明代表亲手摘下了安南王的王冠。
张岳从此以知兵善谋著称。首辅徐阶后来评价张岳称：“公始以文章、气节著名，及交南用兵，更推有将帅之略，虽蛮夷亦闻其威名。”
不过，在俞大猷看来，四峒归还的只有前头一半，不尽如人意。俞大猷《议处安南四峒》载：
“查得钦州志书，博是、鉴山、贴浪、斯凛、如昔、古森、时休七峒，峒长七人皆黄姓，其始祖黄万定从马伏波征交趾有功，留守此峒。其子有七，分为七峒长官司。唐宋元以来，虽屡夺其职，而旋皆复之，故向无地方之患。
至我朝夺之而不复，是以宣德之变，博是、鉴山、斯凛、古森四峒，遂不为吾有。及嘉靖十九年取回，只及前失之半。”
俞大猷有关四峒的概念，指的是汉唐时期中国所拥有的七峒，与大明宣德间的四峒范围不同，所以才会抱怨收回的“只及前失之半”，略显理想化。
俞大猷的不满，可能与林希元推荐他出征安南未果有关。针对张岳认为朝中无良将的担忧，林希元向两广总督张经推荐俞大猷，他在信中极力推崇，称俞大猷“深知兵法”“忠勇可用”，或许俞大猷视引荐自己的林希元为知己，故而对张岳有抵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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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治策：“十字路”构想不谋而合
嘉靖二十年（1541），在兵部尚书毛伯温和两广总督张经的举荐下，广东左参政张岳统领中军主力到海南征剿黎民暴动。张岳认为海南的吏治太腐败才导致官逼民反，主张战后解决民生问题，提出开通十字路以解决交通不便的问题。
张岳上奏总督府，建议开十字路以通往来，既便于朝廷控制，也方便黎民百姓，当为国家造数十年之利。但是这次张经以耗资巨大为由，没有采纳张岳的意见。
后来，海瑞在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的乡试论文《治黎策》中，对张岳的建议未被采纳表示不解，并重申其合理性：“故愚生以为今日之计，不过坚持开十字道之心，固执立州县之计而已。自此之外，虽议之之尽其方，处之之尽其术，皆下策也。”
俞大猷也赞同此议。《钦定八旗通志》卷一百九十七记载：“前明海瑞、俞大猷诸臣议开通十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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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才用将：张岳奏荐俞大猷
嘉靖二十四年（1545），张岳升任右副都御史，并接替提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
嘉靖二十六年（1547），俞大猷在汀州府击溃海贼康老等，俘获300人，因功擢广东总督署都指挥佥事，成为张岳的下属。
任两广总督期间，张岳上《举劾两广将官疏》，推荐重用一批主要将领，包括俞大猷在内。张岳称镇守广西副总兵沈希仪“一时将领，无出其右”，广东署都挥佥事梁希孔“谙晓将略，或抚战攻，诸用皆效”，署都指挥俞大猷“以忠义自许，智勇兼资，威著闽中，功期岭外……此皆方面武职中之贤能、可当一面之寄者也”，是他优先推荐的第三人。此则重要史料见载于新发现的明代孤本、日本所藏《小山类稿》四十六卷版本之卷十六，首次证实张岳正式举荐俞大猷。
张岳这次主动举荐应该与嘉靖二十七年发生的一件大事有关。嘉靖二十六年（1547），安南又发生内乱。安南都统使莫福海卒，其子宏瀷尚幼，请求继位袭职，国内不服而发生内战。莫文明与宗人中正、福山率家属百余人奔钦州避难，并诉求于提督军门。于是张岳遂向朝廷上奏赈恤之，命韶州、肇庆、清远等处安排，由官府供粮。
嘉靖二十七年（1548）六月，安南叛将范子仪入侵钦州、廉州。其时张岳尚未离职，俞大猷于西南海道起点冠头岭设伏，生擒范子仪的弟弟范子流，斩首一千二百级。然而俞大猷讨平范子仪叛乱后，严嵩却将功劳归于其小舅子欧阳必进。
《明史》《广东通志》《广西通志》均明确记载，欧阳必进是嘉靖二十七年七月后才接任两广总督。原来，广东巡按御史黄如桂为讨好严嵩，篡改报告，将功劳偷梁换柱，记到欧阳必进名下。
张岳在《与闻石塘太宰》中透露：“某已迁官，而兴此役，恐不知者以为好事。初意欲留后面一着，候欧约庵来结裹，则欧久不至。制兵已逾一月，势不可不奏报。”而徐阶也为张岳打抱不平，称其“每用兵有功，常薄其赏；微失利，辄被谴”。
面对奸相严嵩的“死亡威胁”，张岳曾坦然发声：“死即死耳！自古刀锯鼎镬，皆士君子致命遂志之地，岂闻迂径求免者？”
其实，俞大猷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只重军事、不谙人事，只知卫国、不懂卫身，多次成为替罪羊，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张岳与俞大猷皆受蔡清“利天下、利万世”的思想影响。蔡清曾说：“一身之利无谋也，而利天下者则谋之；一时之利无谋也，而利万世者则谋之。”
目前虽无张俞二人直接书信往来的史料证据，但二人同承蔡清学术衣钵，共持“利天下”之志，官场也有所交集。他们在历史风云中面对权谋与战乱，坚守儒家风骨，留给后人无尽的追思与敬仰。
（张国琳/文 本报资料库/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