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退休前是一所学校的副校长，讲台上的她容光焕发，放学后，她立马能把我袖口多出来的那点线头“咔嚓”剪掉，并拿起针线缝缝补补。母亲善女红，喜欢织毛衣，温馨画面布满我的童年记忆。

我开口说的第一个词是“加针”。夏天，母亲坐在阳台，腿上放着一团奶白色的线，竹针“嚓嚓”蹭得飞快。她每织到领口就冲我招手：“过来，让我比一下。”我就踮脚凑过去，把下巴搁在她手背上。那时候我觉得，世界上最厉害的事，就是乱糟糟的线团在她手里慢慢变成一件能把我裹住的毛衣。胸口还织了只兔子，红扣子当眼睛，我穿着它跑，兔子也跟着蹦。

母亲的确心灵手巧。鱼骨针那种绕来绕去的图案，她不用看图就能整出来。我少年时候时兴“马海毛”，贵得离谱。她倒好，把家里三团旧线拆开，拿开水烫直，掺一点点别人给的马海毛，再染成淡紫色，最后给我整了件开衫。那天我进教室，一群同学呼啦围上来，摸我袖子上的绒球，我就挺着胸，心里“咚”的一下：原来母亲的温度可以穿过毛线，跑到我心口上。

一大早，天还黑着，厨房灯先亮了。母亲披着衣服，把开水倒进搪瓷缸，再把线团搁在缸口上熏一熏，说这样线才听话。灶台边总放一只搪瓷碗，里头漂几根针，像小船。我赖在被窝里，听见针尖轻轻碰，像有人拿指甲弹玻璃杯。等我起床，新毛衣已经叠好放在枕边。

母亲不光给我织衣，谁家生孩子，她提前半年准备小裤子。邻居阿姨脖子长，她把高领改成假两件，不勒脖子。舅妈那件洗得发白的开衫，她拆了袖子，添一圈菱形格，第二天舅妈穿着来回摸，笑得跟小孩似的。

十六岁时，母亲赶工给我织“成人礼”——藏青底毛衣。我嫌太素，不肯试。她抖开毛衣，对着灯眯眼说：“你怕黑，我在毛衣里埋了几根银线，在暗的地方能亮一点点，就当我在你身边。”我照镜子，还真有那么一丝丝银光。

退休后，母亲眼睛花了，竹针换成塑料钩针，线也换成粗的。她开始折腾大披肩、沙发罩，甚至把旧毛衣全拆了，混新线，给我织了双到脚踝的大毛袜。我穿着在客厅走，像踩了两条胖鱼。后来，她把家里所有旧线洗净、染色、绕成团，折腾三个月，弄出一条彩虹一样的毯子，往阳台藤椅一铺，太阳一照，颜色淌得到处都是。

二十年前，母亲搬来城里，随身带一个褪色帆布包：竹针、钩针、卷尺，还有一本翻烂的《棒针花样大全》。晚饭后，她窝在落地灯下织围巾，线是驼色羊绒线。我躺沙发里刷电视，听见她“哎呀”一声——漏了一针。我凑过去，她正用拆线器挑那针，顶针在灯下闪一下。我这才发现她手背上全是斑，指关节鼓成小包，可动作还是稳，线在她指缝里来回，像一条不打算停的小河。

围巾完工那天下冰雹。我把围巾绕脖子，绒毛蹭着下巴，让我不由想到小时候母亲给我穿毛衣，手指不经意扫过的痒。

母亲走后，有时我仿佛还能听见竹针交错的声响，是的，我又怀念起母亲带来的温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