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执行：融媒体记者 吴拏云

在中国与世界的通商史和海洋史中，泉州是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节点，它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风格特点：对外开拓，海纳百川，多元文化求同存异、和平共处。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海洋文明和陆地文明的互动，以及泉州人乘风破浪的开拓精神，都是我们当代应该去讲的故事。

我们写小说本质上来说写的都是人性。古代和当下可能它的历史背景会变，社会规则会变，科学技术会变，但是人性本身是不会变的，比如对父母的亲情、对子女的爱惜，这些人类情绪从古至今并没有变过。所以我们实际上最终写的还是人性本身，只不过是说恰好人性发生在过去、在现在，或者在未来。

我的原则是不去改变历史，那么最大的困难在于：不改变历史的前提下，如何让读者还愿意读这本书？比如《两京十五日》的主角是宣德皇帝朱瞻基，读者在翻开这本书的第一页就知道这个人一定能活到最后，并且能够顺利登基。整个小说中，最大的悬念已经消失了，那么怎样在这种悬念消失后，还能够让读者愿意继续读这部作品？这是创作中最大的挑战。我一直对京杭大运河有着浓厚的兴趣，总想为它写本书。不过始终没找到一个合适的载体。京杭大运河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牵涉的地域之广，涵盖的维度之多，让人欲言而又无从着手。宣德皇帝当太子时从南京到北京的这次千里狂奔，恰好能够为我提供一个精准的切入点，借机把明代京杭大运河的风貌带出来。当然，故事篇幅所限，杭州、苏州等地并没涉及，反倒是不在运河旁边的南京、济南颇有戏份。所以，我选择宣德登基这一题材，不是因为他本身，而是因为他提供了一个讲述大运河的故事基础。其实严格来说，宣德这一次回京并没有记载说他走没走运河，但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我希望能通过他的经历，用一个精彩的故事把漕运之于大明的关系讲清楚，让读者印象更深刻。

我觉得作品的可读性是第一位的。如果一部文学作品，让人读都不想读的话，就谈不上后面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我在年轻时沉醉于三国文化，觉得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后来对历史研究深入后，我意识到风起云涌的背后，是“兆民呼嗟于昊天，贫穷转死于沟壑”“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的沉重。但这些描写毕竟还是太宏大了，兆民也罢，万姓也罢，都是作为一个抽象的整体概念。直到我在一个展览上看到一块砖，才深切地体会到一个渺小个体的痛苦。这是一块东汉末年的铭文砖，其上刻有26个字：“王复，汝使我作此大壁，径冤我，人不知也。但抟汝属，仓天乃死，当搏……”意即：王复（这或许是监工的名字）你逼我做如此繁重的劳动，快要把俺逼死了，别人都不知道。等到苍天要死之时，俺就要奋起跟你们拼命！我没有想到，早在黄巾起义前十四年，太平道的宣传就已深深渗透到社会底层。这位刻字的小砖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被压迫被剥削，苦不堪言，只有面对着冰冷的砖头，他才敢稍稍吐露出愤怒以及深藏于内心的期盼。一叶知秋，像他这样的人，在东汉末年不知还有多少。他们的怒火如岩浆一般突破地表，将东汉王朝彻底埋葬。

所以，这块砖头是一个绝妙的象征。它告诉我们后人，三国乱世的开启不是因为那些英雄人物，而是因为一个亳州小砖匠的愤怒。这一个小人物就像长江里的一滴水，无足轻重，但如果千千万万个水滴都有着同一种愿望，都向着同一个方向移动，那便可以汇聚成大江大河，形成我们所熟知的历史潮流。英雄人物们高高站在潮头之上，显眼而煊赫，但他们并不是潮流本身。历史的走向，终究是由广大人民的意志所驱动。

当我们带着这样的意识去重新审视历史，会发现即使是耳熟能详的故事，也能被看到更丰富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