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帽服饰的问世，最初是为了护体、保暖。天冷添衣、天热减衣，是生活常识。“饱带干粮，晴暖带衣”这类生活谚语，即体现了人们对服饰御寒功能的重视。

近年来异常天气频仍、多种传染病突袭，人们也随之增强了防护意识。戴口罩逐渐成了一种公共自觉，并成了服饰文化的有机组成。有位酒店员工，一直戴着N95医用口罩。游客好奇地问她，你不会感觉闷吗？她说她戴了六年了，已经习惯了。可见口罩、围巾这类佩饰的使用，也是习惯成自然。

有位痛风患者，久治不愈，后来一名中医认为有可能是脚受凉了，建议他穿上袜子。这个患者平日在家里喜欢打赤脚，外出喜欢穿透气凉鞋。听了医嘱，他开始穿袜子，穿运动鞋，把脚封得严严实实的。几个月下来，痛风竟然没有再发作。身受其益，他渐渐地习惯了穿袜穿鞋，其着装形象也随之变得规整。

随着服饰文化的演化，人们穿衣戴帽，已不局限于御寒保暖，相反的更看重其装饰美化功能。“人靠衣装马靠鞍”“三分长相，七分打扮”“佛靠金装，人靠衣装”，这些俗语都说明服饰关系到人的外在形象，并成了审美不可或缺的内容。特别是女性，更注重服饰，欧美国家甚至认为“服饰是女人容貌的一部分”，由此衍生出时装周等活动。

着装关系到社交礼仪。推崇礼节的孔子，对服饰文化有着深入研究，什么场合穿什么服饰，如何配搭，他有着独到见解与系统论述。孔子强调端正衣冠是君子修身、保持威仪的基本要求，“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孔子周游列国时，始终保持着“玄衣纁裳”的礼服规格。即便在陈蔡绝粮的困顿中，他仍坚持“席不正不坐，衣不正不仕”的准则。这种近乎严苛的自我要求，实则是将外在仪态视为内在修养的镜像。其弟子子路，在卫国惨遭刀兵，死前一瞬竟是挣扎着扶正冠缨，系稳帽带。孔夫子闻此，泪下不止：“结缨而死，其犹正名乎？”子路正是以衣冠之“序”捍卫心灵之“正”的极致体现——衣冠成了其精神风骨最后的庄严宣言。

正如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所言：“衣冠者，君子之表也”，得体的着装从来不是肤浅的外在修饰，而是文明教化的具象化表达。着装得体，既是尊重他人的表现，也是展现个人素养和身份的方式。所以在正式的外交场合，大热天，人们也得穿西装系领带，这即是行为规范，是职责与身份使然。

炎暑酷热，路上的铁骑巡警却穿着厚实的骑行服，戴着重重的头盔，穿梭在烈日下。纵然汗透重衣，他们出勤必披挂严整，风驰电掣、威风凛凛地驰骋巡护着城市。天气再热，制服不减，因为服饰象征着警容警风，代表着神圣的职责，也寄寓着百姓对人民警察的信赖。他们在酷暑中坚守的不仅是制服规范，更是一种职业精神的具象化呈现。

穿着打扮最重要的是得体，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都有一定之规。在庄严肃穆的典礼上身着拖鞋短裤，或在出席葬礼时身着鲜艳夺目的服饰，本质上是对公共空间礼仪公约的轻慢。恰如莎士比亚所言“服装往往可以表现人格”，不乏一些年轻人，把服饰当成标榜个性、发泄情绪的道具，喜欢在夜店袒胸露乳，着奇装异服，但如果这样打扮跑到地铁或公交车上，就会令人侧目、引来非议，因为显得不得体。

衣冠得体是对所处环境及共处之人的基本尊重。衣服在与心情吻合的同时，也应该与场景吻合，才算得体。游子出门母牵挂，出门衣服带得够不够，上学的校服、上班的西服有没有带上，会不会弄皱？总喜欢反复唠叨提醒。就像父母对孩子再三叮嘱“在外要好好吃饭”一样，开学季对远行的孩子，不妨也捎带一句“在外要好好穿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