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天锡是南宋赫赫有名的清官，以“言动有准绳”著称，世称“铁面御史”。他不仅多次在皇帝面前直言进谏，还与有“董阎罗”之称的董宋臣等奸佞在朝堂内外展开殊死斗争，以一身浩然正气，给后世树立了楷模和丰碑，也为高洁处世之道做了淋漓的刻画。今天就让我们走入洪天锡的故事，去看看一副“铁骨”是怎么炼成的。□融媒体记者 吴拏云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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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硬刚“董阎罗”
洪天锡是南宋晋江安仁乡江阴里后厅（今石狮市宝盖镇塘头村后厅自然村）人，宝庆二年（1226）登进士第后，历任广州司法、潮州司理、古田知县、建宁府通判、诸司粮料院等职。
古有云：“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语自《吕氏春秋·自知》）洪天锡是个懂准绳、守规矩且一心忠于国家之人，所以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南宋王朝毁在董宋臣、谢堂、厉文翁这样的“贪黠者”手上。南宋宝祐三年（1255），时任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的洪天锡，在入朝时进《正心恪君疏》，次月又上“囊封”（密封奏章），向理宗挑明称：“古今为天下患者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并以内侍董宋臣、将作监谢堂（赵昀皇后的侄子）、庆元府知府厉文翁为例，阐明宦官、外戚、小人是“累陛下、累宫闱、累王邸”的最大毒瘤，应尽快剜除。
怎料，理宗根本不讲“理”。这位早年还曾壮志满怀的皇帝，晚年沉湎于声色犬马，以至于头脑发昏，轻信宦官董宋臣之流，让南宋迎来了晦暗的岁月。董宋臣是理宗的贴身内侍，但他极善逢迎，为讨理宗欢心甚至引娼优入宫，同时招权纳贿。后来又与阎贵妃、权相丁大全等勾结，恃宠弄权，不可一世，人们把他称为“董阎罗”。不过在理宗看来，懂得主子喜好的董宋臣，才是“国之砥柱”，所以他对洪天锡的奏疏态度冷淡，而且处处回护董宋臣这帮人。
洪天锡在接连上疏六七次无果后，毅然选择交出御史印、请求辞职，充分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态度，同时他还说：“明君当为后人除害，不当留患以遗后人。今朝廷轻给舍台谏，轻百司庶府，而北司独重，仓卒之际，臣实惧焉。”（《宋史·洪天锡传》）意思是：“贤明的皇帝应当为后人除害，不应当遗留祸患给后人。现在朝廷轻视台谏等监察官，轻视朝廷各部门，而独重用北司宦官，实在令我感到恐惧。”
洪天锡的交印行动与言论，就像一记惊雷，在朝廷内炸开了锅。不光是御史台的人开始反省，连内阁、宗正寺、国子监等众多机构里的士大夫们也意识到一旦内宦横行，摧毁的必是国之根基。各路人员纷纷自觉治衡内宦。可以说，董宋臣等宦官阉人虽在皇帝庇护下没遭法办，但后来也不能随意窃弄国家权柄，这是洪天锡“自我牺牲”换来的结果。正如《宋史·洪天锡传》所言：“然终宋世阉人不能窃弄主威者，皆天锡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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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规任事持正心
洪天锡相信守规矩是干事之基。纪严则清正，清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所以他从为官之初便规行矩步，不光自己不触碰法律、不违背公序良俗，连上级、同僚也不行。在他担任广州司法（司理参军）时，见顶头上司盛气凌人地对待僚属，立即多次出面劝阻纠正。调任潮州司理参军后，发现潮州有地方豪势强夺民田，即时呈报上司，勒令归还，为那些试图凭借权势横行霸道的群体划下行为红线。这样的官员，百姓怎么可能不拥戴？
改任古田知县时，天锡发现县邑之前管理混乱，各类诉讼很多。他恪尽职守，剖析决断，对案件一一进行处理，没有留下疑难积案。当时有依仗王府势力杀人者，洪天锡同样予以诛惩，平息民愤。天锡公私分明的态度，赢得民心。
之后，天锡调任建宁府通判。淳祐十二年（1252），建宁府遭遇洪水，灾情严重。天锡来不及请示上司，当机立断打开常平仓赈济灾民。这个看似逾矩的行为，实际上恰是天锡在为官时深学细悟出来的守本之举，因为他知道“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救民就是在救社稷。从这次赈灾也可看出，天锡并不是在僵硬地循规蹈矩，而是以持正之心来履规，既不怕担事，又勇于任事。这才是当一个明白官的正确之路。果不其然，因此次赈灾得力，让吏部发现天锡身上的闪光点，旋即将他擢升至中央的诸司粮料院当差，不久又荐为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这才有了前文所述的洪天锡与董宋臣等人“硬刚”的名场面。
据说，洪天锡还以“平生要识琼崖面，到此当坚铁石心”这副联对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甚至将它张贴于衙门口以自警。“琼崖”（即海南岛）是古代许多刚正大臣如唐代名相李德裕、宋代名相李纲等的贬谪之地，“平生要识琼崖面”表达了天锡对前贤的敬仰与效仿，他想坚守正义，敢于直言，毫不畏惧遭贬谪的命运。这样的赤胆忠心与他行事有准绳是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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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坛文宗”有一席
由于理宗昏庸，天锡一度弃官，离开了朝堂。虽然之后被诏迁大理少卿，再迁太常少卿，但董宋臣为首的阉党仍在，天锡遂拒官不受。这期间天锡也没闲着，宝祐六年（1258）他与徐明叔、王广翁、方澄孙、梁椿选同游南安九日山，并留下了著名的“宝祐六年纪游石刻”，而今此石刻尚存于九日山西峰东麓的石壁上。石刻载称：“宝祐六年三月甲戌，徐明叔仲晦，洪天锡君畴，王广翁居安，方澄孙蒙仲，梁椿选寿卿同游。登怀古亭，酌菩萨泉瀹（yuè）茶，观石像，访姜秦旧迹，小饮聚秀，摩挲端明翰墨，探韵赋诗，抵暮乃返。期而不至，吕中时可。”
徐明叔、洪天锡、梁椿选都是南宋晋江人，宝祐六年时徐明叔已经是户部侍郎，梁椿选则是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他们能在百忙之中抽空与洪天锡一道悠游九日山，登高怀古、探韵赋诗，正好说明洪天锡有着非凡的人格魅力。洪天锡、徐明叔皆南宋后期泉州名士，不仅身居高位，而且学问满腹，品格高洁。宋末诗人余谦一在为徐明叔的著述集《徐择斋文集》作序时云：“往岁，莆有后村刘公，福有竹溪林公，泉南有择斋徐公、阳岩洪公，皆吾闽文章宗匠。”认为莆田刘克庄、福清林希逸，与晋江的徐明叔、洪天锡可并列为“闽坛文宗”。刘克庄、林希逸与洪天锡也是至交好友，在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中记录下了刘克庄与洪天锡互动的诸多诗文。其中《喜洪君畴除工侍内制·其一》曰：“热官不拜意何如，诏改冬卿眷礼殊。保晚节香似公少，问今日愈造朝无。儒绅易以黄金带，宫锦加诸白布襦。直待铺张太平了，却寻北阜与东湖。”展示了刘、洪二人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他们对清廉品德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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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政地方见高节
景定三年（1262），洪天锡被重新起用为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一至潭州，天锡善于留心着力、推动事情圆满解决的本领又得以施展了，他“戢盗贼，尊先贤”，使得潭州“地方大治”。随后被擢升直宝谟阁，这虽只是一个虚职，但享受着很高的官阶待遇，足见朝廷对于他在潭州治政的肯定。不久，天锡再迁广东转判官兼湖南安抚使，其所到之处，决疑狱、劾贪吏、治财赋，整肃有法，游刃有余。不仅处理了地方上存在的诸多问题，还提升了自身的素养，所谓“事上练”，就是在知行合一中提升自我、成就自我，这在晚年的天锡身上有着很好的体现。
之后，朝廷想召天锡入京为秘书监兼侍讲，天锡却以耳聋不便坚辞。不久，又加升秘阁修撰和福建转运副使，诱惑重重，但天锡仍一一推辞不就。
咸淳元年（1265），度宗即位，召天锡为侍御史兼侍读。天锡尚在赴任途中，却又因遭监察御史张桂弹劾而被免职。仕途反复无常，洪天锡却不以自身得失为念，仍郑重其事地上疏“病民五事”，涉及公田、会子、银纲、盐钞、赋役，旨在反映民间疾苦或地方治理问题。又慷慨直言：“在廷无严惮之士，何以寝奸谋？遇事无敢诤之臣，何以临大节？人物稀疏，精采销偄（nuò），隐情惜已者多，忘身殉国者少。”（见《闽中理学渊源考·文毅洪阳岩先生天锡》）强调要保护和使用刚直威严、敢于诤谏的官员。这“严惮之士、敢诤之臣”，不正是洪天锡的写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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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言之士”解民难
咸淳二年（1266），天锡受命出任福建安抚使兼福州知州。据《福州府志（乾隆本）》载，任内天锡发现辖区有亭户为完成官府发放的盐税定额，搞得“破家陨身”，于是“首罢”此税。另外，据《淳熙三山志》记载，自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起，朝廷便规定福州要岁贡6万颗荔枝干、130瓶荔枝煎。而天锡出知福州后，同样上疏罢了此“荔枝贡”。这些减税举措，大大缓解了福州民众的生活压力。
咸淳二年，洪天锡曾回泉州故乡。之前泉州文庙大成殿遭遇火灾，太守赵希㤞带头倡修，并命别驾虞会元、幕史霆声董其役。大殿修复完毕后，洪天锡应请为撰《泉州大成殿记》，后勒石为纪。此碑今已佚，碑文仍可见于《泉州府志》《晋江县志》《丰州集稿》等。
不久，朝廷召天锡入京为刑部尚书，进显文阁直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但他却皆力辞。之后，又进华文阁直学士，天锡以身疾致仕。朝廷允他越一级升转端明殿学士。可惜，此时洪天锡已经病危。临终前，他亲自起草遗表，规劝君、相以天下为重。咸淳八年（1272），天锡逝世，度宗赠其正议大夫，谥文毅。
而今，在石狮市宝盖镇塘头村后厅自然村内有洪氏宗祠，祠堂正殿内悬挂有洪天锡的“进士”“廷尉荣封”“理学忠谏”等匾额。在离宗祠不远处的民屋旁，还有一块乌褐色大石，外形就像一顶倒立的乌纱帽。民间传说此石为“纱帽石”，是洪天锡当年抛官帽“落地而化”的。
梁启超先生说过：“譬之江河，千里入海，曲折奔赴，遇有沙石则挟之而下，遇有山陵则绕越而行，要之必以至海为究竟。办事遇阻力者，当作如是观，至诚所感，金石为开，何阻力之有焉！”前行的道路上，永远充满着各类风险挑战。洪天锡仕途颠簸40余载，但带着一身铁骨与正气，他不怕经事，不惧阻力，终在史册中占据了耀眼的位置。宋人周密《齐东野语》曰：“近世敢言之士，虽间有之，其终始一节，明目张胆，言人所难，绝无仅有，惟温陵洪公一人。”这“温陵洪公”，说的正是洪天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