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风咸湿，漫进病房。父亲躺在窗边那张架子床上，食管癌晚期，输液药水顺着细管一滴一滴往下落，像是生命在倒计时。

四十八岁那年，父亲的病情在医院确诊。我签手术风险告知书时，手抖得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利索。手术倒是顺利，住院不到一个月就出了院。我们都以为闯过了这一关。

谁想三年后，医生悄悄对我说，准备后事吧。我们包了辆车，把父亲接回渔村老家。母亲日夜守着他，用棉签蘸水润湿他干裂的嘴唇。她的动作很轻，像对待新生儿。

父亲爱喝地瓜酒，常说这酒入口烈，后劲苦，像他这一生。记得小时候，他总是听着潮声起床。潮水退到八分，就该出海了。他是渔乡有名的大力士，二百斤的渔获一提就走，扛舢板能顶两个人用。母亲常说，父亲心里装着一片海。

父亲排行老四，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家的后面是一座工坊，成日响着刨木声，空气里飘着樟木香。父亲七岁那年，突如其来一场大火，工坊连着住家，在秋风里烧得噼啪响。一家人仓皇逃出，除了身上的单衣，什么也没带出来。

家业一夜间化成灰烬。负债累累的祖父，在一个雾蒙蒙的清晨，把父亲送走了。祖父往他口袋里塞了几块银圆，声音哽咽：“阿良，等爹赚够钱就接你回来。”

父亲已经记事，他最后被一位叫“算吓”的女子收养。“算吓”没儿子，务农为生，偶尔做点小买卖。父亲小时候总乖乖帮着她干活，不哭不闹。

二十多年一晃而过。“算吓”给父亲说了门亲事，但不到一年就离了。离婚后，父亲更沉默了，常一个人在后山头坐到深夜，望着远方出神。经人介绍，他倒插门到陈姓人家。母亲那时刚丧偶，怀着几个月身孕，肚子还不显。成亲那晚，父亲对母亲说：“我缺点多，但心善。你把孩子生下来，我会当亲生的对待。”事实证明，他做到了。

父亲成了渔民。每天等退潮后赶海，一天赶两个潮汐。他不会补渔网，但力气大，勤勤恳恳。他很少提台湾，只在台风天不能出海时，望着南方出神。母亲说，他偶尔会喃喃自语，像是在努力回想小时候的家。

父亲床头抽屉的铁盒里，放着凭记忆画的家谱图。纸上密密麻麻改了许多处，上面有他父亲的名字，母亲姓氏则空着，六个兄弟姐妹的名字写了又划。地址栏那里，始终是令人心碎的空白。

寻亲的路比讨海还难。父亲凭着模糊记忆，往老家寄信。有次收到回信，他激动得一宿没睡，烟灰缸堆满烟头，可最后确认不是他的家人。他还托人打听，但终究杳无音信。希望像潮水，来了又走，只留下湿漉漉的印记。

回光返照那天，父亲突然精神了。他看着窗外的海，眼睛发亮：“明天退潮，我要去讨海。”母亲别过脸，肩膀发抖。他的手在空中比画，我递过纸笔，他颤抖着写着画着，童年记忆里的家，旁边有座歪斜的小桥……

父亲走得平静，像退潮般自然。如今我常去父亲等潮的地方站着。海水还是那样，来了又走，像在传递永远送不到的消息。潮水一遍遍冲刷沙滩，就像父亲那些未说出口的思念，从未停歇。那个等潮的人，已经成了潮水的一部分，日日夜夜，向着故乡的方向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