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台南孔庙，这座享有“全台首学”之誉的殿堂，在历史时光中述说着儒家文化跨海东传、落地生根的悠远往事。离它不远处，台南公园大门重道崇文坊的支柱上仍清晰可见清代学官郑兼才所题楹联：“功在圣门雅望长存奕世，名胜天府高风永著千秋”。
郑兼才（1758—1822），字文化，号六亭，福建德化人，曾任闽清、安溪、台湾、建宁等地教谕。他两度渡台兴学，修缮学宫、振兴文风，被后世尊为台湾文化奠基者之一。
家学渊源
书香门第的儒风熏染
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郑兼才出生于德化县硕杰（今三班镇三班村）一个书香门第。其祖父郑惠琇为乾隆年间岁贡，精于经学，执掌德化图南书院十六载。父亲郑秉铉性喜读书、治家严谨，所述古今之事，“必切于身心”，且隔旬需复述无误。
对郑兼才影响至深的是伯父郑秉钧。这位乾隆年间的举人曾主讲图南书院，后选授河南布政使司库大使。乾隆四十三年（1778），郑秉钧赴任时，独携侄儿郑兼才至开封衙署课读，未带亲子。在开封官署中，年轻的郑兼才不仅钻研经典，更亲身领略了中原文化的深厚积淀与宦场实务。
安溪修祠
一诺千金的士人信义
郑兼才青年时期曾肄业福州鳌峰书院，为院长盂超然得意门生。乾隆五十四年（1789）考选拔贡，入国子监，深受祭酒王廷珍赏识。后考取正蓝旗官教习，留京九载。嘉庆三年（1798），他铨选福建闽清县教谕。同年，应戊午科福建乡试，高中解元。此后，历任安溪、台湾（两任）、建宁县教谕，始终以“崇圣兴学”为志业，以修葺学宫、振兴文教为己任。
嘉庆六年（1801），郑兼才奉调安溪县学教谕，因故暂未赴任。次年八月到职时，他见文庙外观冠于泉州五县，可内部崇圣殿却墙宇倾颓，名宦、乡贤等祠改建未就，亦坏于风雨。更棘手的是，前任竟卷走修葺捐款。面对困局，郑兼才并未却步。他联络乡绅、号召同仁，书呈《申报续建安溪县崇圣殿名宦乡贤诸祠文》《代安溪陈令劝修考亭书院序》等，力主重修安溪崇圣殿及名宦、乡贤、忠义孝悌、节孝四祠等。嘉庆八年（1803）五月工程初启，六月他却接到调任台湾的公文。依常理可交接即离，但他秉持“共事之义，不敢歧视中止”的信念，毅然上书请求以平民身份自费留驻，待主体完工再赴新任。此后，他亲赴安溪16个里劝捐，审定祀典，厘正祀文，撰写多篇碑记文书，以纪其事。至十二月，诸祠主体告竣。次年正月，他方渡海赴台就职。
台湾耕学
跨越海峡的文教拓垦
郑兼才于1804年至1808年、1820年至1822年两度出任台湾县学教谕，这是其宦途最见光彩的篇章，亦是“闽台师儒”精神的生动写照。
他初次渡台，即见县学宫（即文庙）自乾隆年间改建后久未修葺。郑兼才立即发布《告示观风》激励士子，并与知县薛志亮、训导黄对扬共谋倡修，撰《募修台湾县学宫序》，率众捐资。该工程因“蔡牵之乱”屡次中断，郑兼才一度奉命守城。战事稍平，他便全力督工，至嘉庆十二年（1807）秋，大成殿得以增高，明伦堂、忠义孝悌祠、节孝祠等相继落成，泮池亦加拓展，一套完整的文庙礼制建筑终告完备。面对台湾科举名额受限的状况，他两度上书，力陈“与其计功论赏，奖励一时，不如广额加恩，垂休万世”，终使清廷允准增加台湾乡试与入学名额，岛内士子向学之心为之一振。
任职期间，郑兼才见《台湾县志》已逾50年未修，便于嘉庆十二年力主续修，并荐举嘉义教谕谢金銮总纂。志局方开，他却因守城军功授江西长宁知县。然郑兼才以“志局甫兴，不忍中止”为由，辞官请复教职，全心修志。同年十一月，《续修台湾县志》成，卸任离台时，邑人争送之北郊，香花旗鼓，数里不绝。
郑兼才再度渡台，乃因嘉庆二十二年（1817）冬台湾士绅呈请纂修《台湾府志》，恳请调郑兼才与谢金銮合修。嘉庆二十五年（1820）十二月，他重渡海峡，再任台湾县学教谕。到任不久，便在朝廷三年一度的考核中获评最优等的“卓异”。当时谢金銮因病归梓，郑兼才遂独立完成《台湾府志》。
道光元年（1821）正月，郑兼才整理阵亡官兵名录，悉心甄别事迹，呈请论功抚恤。三月起，屡次上书详定祭祀规制，募银筹建昭忠祠。六月，会同知县范邦干动工兴建，并兼顾修缮县学祠庙。同年，郑兼才因品行端方,被荐举为“孝廉方正”。
道光二年（1822）六月，因在台政绩卓著，郑兼才擢升为泉州府学教授。其时昭忠祠工程未毕，他白日督工不避暑热，夜间仍伏案甄录祀员名录，终因劳瘁，于七月卒于任上。
建宁续火
闽北山城的教育建设
嘉庆十四年（1809）秋，郑兼才曾调任建宁县学。见城中文昌阁圯于水，祠祀混淆，忠义、节孝二祠阙如，遂倡建重修，作《募建文昌宫及忠义孝悌节烈二祠文》。在其推动下，工程于嘉庆十五年（1810）二月启动，同年忠义孝悌祠与节孝祠竣工。十一月，他撰《重建忠义孝悌节孝祠碑记》，详述始末。同期主持重修风教祠，厘正祀典，勒石永志节妇名录。
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新建文昌庙与重建学署工程相继开工。至嘉庆十八年（1813）六月，文昌庙及其配套礼制建筑全面落成，建宁文教设施得以系统恢复。郑兼才任内所作多篇谕士文、碑记，如《建宁县新建文昌庙碑记》《重建建宁县学署碑记》等，皆从礼制与思想层面引导士风。
嘉庆二十三年（1818）十一月，教谕任满。离任前，兼才将学署与文昌庙碑记文稿交予学生丁人彦，嘱其镌刻立石，以垂后世。
经世之志
超越职守的士人襟怀
郑兼才从未将自身局限于学宫之内。秉持儒家“士以天下为己任”之训，对地方利弊与民生疾苦始终怀有“救之如恐不及”的关切，“须言于当事者，必大声疾呼”。
在台期间，其务实恤民之本色尤为彰显。蔡牵之乱甫定，针对凤山绅民借捕贼之名行勒索之弊，郑兼才直言此乃“名为奉公捕贼，实则借贼营私”，建议明示缉捕范围，包容“胁从自新”，以安民心。官府议定环城开沟固防，他详陈六条，力言其扰民耗财而于防无补，主张切实推行保甲制度。除此之外，郑兼才还多次为清廉有为的台湾知府杨廷理仗义执言，强调良吏之要。
此般关切亦及故里。见德化县学教官廨署远离文庙，致“圣域管理废弛”，郑兼才文呈请移建官署于文庙旁，以便守护。此议后被采纳，文庙管护遂善。尤为可贵者，是其独立的史笔与胆识。在官叙之外，郑兼才坚持撰《台湾守城私记》，存民间视角的观察。他认为：“有闻见，即有是非；有是非，即有好恶……然则记私也，即不以为公可乎？”其名篇《山海贼总论》分析林爽文、蔡牵之变，亦不拘成说，指出民变往往起于“激之使起”的官逼民反，或“招之使来”的军政弛懈，见解深切时弊。
从力陈民瘼到秉笔直书，郑兼才以一生行谊，诠释了一位儒家士人将学问、事功与风骨熔为一炉的典范。
儒者风骨
两岸共仰的师儒典范
道光二年，郑兼才卒于任上，灵柩归葬德化时，名儒陈寿祺为其撰墓志铭，书画家郭尚先篆额书丹，备极哀荣。道光五年（1825），清宣宗特旨准其入祀乡贤祠，成为德化文庙崇祀的十五位乡贤之一。以教谕之职获此殊荣，世所罕有。
如今，《台湾县志》《台湾府志》已成研究台岛历史文化的基石文献。郑兼才遗著《六亭文选》经台湾兵备道姚莹作序刊行，流布海峡两岸。姚莹序中慨言：“六亭一学官，世所谓末秩冷宦也，而观其生平所至发摅若此，以视高牙大纛无所称于世者，顾何如哉！”《六亭文集》早在道光二十年（1840）便于台湾刊印，后世又辑其台湾文献六十六篇为《六亭文选》，收入《台湾文献丛刊》，足见郑兼才文作影响之绵远。
郑兼才笔耕不辍，除上述文集外，尚著有《粕余诗集》，纂《五经辑要》《六种时文》藏于家，其他疏序跋记散见各方文献。诗作存世虽仅十余首，却见其关切现实之情怀。其中叙事长诗《窑工》，记录清代德化陶瓷生产与外销盛况，印证故乡瓷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商品的地位。
郑兼才的儒者风骨，赢得两岸士民敬重。尤为重要的是，他深刻参与了台湾社会文化基因的塑造，使两岸始终保持着深层的文化血脉与精神联结。□郑那君/文 郑圻增/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