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市场门口，一对中年夫妇卖甘蔗，一车躺着的翠绿，被一群人围着，欢声笑语。旁边，另有一老伯的自行车上插着十来根甘蔗，比他高出许多的，是深紫色的“黑蔗”，我挑了两根最直的。他笑道：“根旺家业旺，蔗甜福满堂。你真有眼光，挑了这两根根系最旺的。”我心里乐开了花。

到家，撕开黑蔗尾部塑料膜，甘蔗叶依然青绿。妻子找来一根红丝带，在甘蔗上系了个简单的蝴蝶结。这城里的“竖年”，便算完成了。

童年的“竖年”，是从腊月廿四开始的。天蒙蒙亮，母亲便出门，到山涧旁挖两根“全须全尾”的甘蔗——根须上还沾着湿润的泥，梢头五六片叶子青绿逼人。扛回家的甘蔗，鲜亮得像能滴下绿意，节节饱满，藏着看不见的甜。

除夕下午，祖母从陪嫁的木箱底，翻出一卷红布。那是真正的棉布红，喜庆、扎实，是乡下染坊用土法子浸染的，颜色里透着吉祥和暖意。她仔细撕下两条，每条三指宽。母亲搬来木梯，父亲踩上去，将红布条系在甘蔗梢头。不是简单的绑，而是一个精巧的结，布条两端垂下来，风一吹，像给甘蔗戴上了尊严的红冠。

而后，父亲和祖父各执一根甘蔗，走到老厝的大门后。老厝的大门是厚重的杉木所制，推开门时，门轴会发出悠长的“吱呀”声，门后的地面，经多年踩踏，早已磨得光滑如镜。两根甘蔗，一左一右，被郑重地竖在那里，祖父会用手扶着，感受它们是否站稳。他说：“要站得直，站得稳，年才过得踏实，来年日子才越来越好。”

那一刻，整座老厝仿佛都有了重心。门外的世界是喧嚣的，孩子们追逐嬉戏，门内，这两根沉默的甘蔗，系着红绶，像两位笃定的守护神。它们身上有泥土的气息、阳光的味道，还有一种静默的承诺。我从不敢在它们面前嬉闹，经过时，总觉得它们在看我。在家乡，它们是年的脊梁，是藏在门后的福运。

年夜饭后，暖黄的灯光下，祖父会指着甘蔗梢头，轻声说：“看，梢头朝里弯，是好兆头。”果然，在温暖的灶烟与欢声里，甘蔗梢头那几片青叶，微微地向屋内垂着，像一个颔首的礼。那青绿色，能一直撑到正月十五，才慢慢萎黄。

初九一过，母亲用菜刀顺着从梢到根的顺序，将甘蔗切成若干节段。分给我们每人一节时，她总会念叨一句：“记着啊，从梢吃到根！这叫‘步步登高，甜头在后’。”咬下去的瞬间，清冽的甜汁溢满口腔，那是积蓄了整个冬天的阳光雨露，也是“竖”了半个月的期盼与守护，终于落到了实处，甜到了心里。

“爷爷，这是什么？”孙子的声音把我拽回现实。他蹲在那两根紫皮甘蔗前，用手指碰了碰甘蔗皮。

“这是甘蔗，过年要竖在门后的。”我学着祖母的语气，“这叫‘竖年’。”

孙子问：“为什么呀？”

我答：“为了生活甜甜蜜蜜，节节高。”

其实，我们“竖”的，从来不是那根甘蔗。我们竖起的，是一份对“甜蜜生活”笨拙而虔诚的丈量；是一根在时间洪流里，努力想要站稳的、关于“家”的坐标；是一场年复一年、自己给自己的加冕礼，用最朴素的植物和最鲜艳的红色，告诉自己：无论走了多远，都要守护着我们内心那扇永不倒塌的宅门。

今年，我要把“竖年”的甘蔗尾，种在楼顶的小花园里。我想，当它的第一片新叶，在某个清晨悄悄探出头时，我会指给孙子看：“瞧，我们的‘甜’，又发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