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位终身未婚、无子女的93岁阮姓老人，生前先后两次与邻居刘某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约定由刘某负责其“生养死葬”，老人则将全部财产遗赠给刘某。在老人去世、刘某履行安葬义务后，老人的部分近亲属就协议效力产生争议。经法院审理，依据村委会证言及调查，确认刘某十余年间尽到了扶养义务，判决协议有效，老人留下的五套安置房等全部财产权益由刘某继承。（2月28日 长江云新闻）

刘纯银点评：阮大爷与刘某的约定并非心血来潮的“交易”，而是经村委会协调、律师见证的双重保障，是老人对晚年安稳的郑重托付，也是刘某以十余年无微不至的照料兑现的承诺。此案的本质是法律对人性善意的托底，更是对社会养老困境的积极回应。它打破“血缘继承”的固有思维，让养老从“家庭责任”延伸为“社会互助”，彰显法治对人性需求的深刻洞察。五套房产不仅是刘某应得的回报，更是法治社会给予善意最响亮的掌声。这样的判决既守护了个体权益，更为社会养老探索出新的可能，让“老有所养”不再是一句空话，而是法治与温情共同编织的安心之网。

招聘只限男性 就业歧视

●近日，武汉汉南区检察院在例行排查中发现辖区部分企业通过网络招聘平台发布“限男性”“限已婚已育”等歧视性条款，涉及多个普通岗位。检察机关迅速立案调查，运用数据模型筛查锁定违规信息后，向相关职能部门制发《检察建议书》，在多部门联合约谈后，涉事企业完成整改。（2月28日 大象新闻）

王志顺点评：企业以“限男性”“限已婚已育”为由设置门槛，本质是将生育成本转嫁给女性，通过规避婚假、产假等法定权益来降低用工风险。这种行为剥夺了女性平等就业机会，导致大量优秀女性人才被排除在公平竞争之外。就业性别歧视往往隐藏于“企业自主权”的掩护下，而招聘平台审核机制的缺失，更使歧视性信息得以肆意传播，成为就业公平的“帮凶”。就业平等权是现代社会的基石，汉南区检察院的行动不仅是对个案的纠正，更是对法治精神的捍卫。唯有法律、企业与社会形成共治合力，才能真正撕开就业性别歧视的“遮羞布”，让每个个体都能在公平赛道上追逐职业梦想。

“AI带娃”流行 亲情危机

●“我想听故事。”“妈妈还有事，让AI讲给你听吧。”“爸爸，这道题怎么做呀？”“去问问AI。”寒假期间，这样的对话在不少家庭上演。“AI保姆”“智能教育助手”等产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涌入未成年人的世界。（2月28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

汪昌莲点评：“AI带娃”——这场以科技为名的育儿实验，正暴露出亲情被算法稀释的深层危机。“AI带娃”的流行，本质是育儿责任的“技术性外包”。这种看似高效的“算法养育”，实则是用虚拟互动替代真实情感连接。更值得警惕的是，AI的“完美回应”，正在塑造一代孩子的“思维惰性”与“社交真空”。要破解这一困局，需回归育儿的本质：教育从来不是信息的单向灌输，而是生命与生命的相互滋养。AI可以是拓展知识的“工具书”、缓解育儿压力的“临时帮手”，但绝不能成为替代亲情的“数字父母”。真正的亲子教育，永远诞生于心与心的靠近之中。

超高价路演票 收割“粉丝”

●近期，多部春节档影片的主创团队扎堆路演，动辄数千元的路演电影票价，让不少影迷直呼“高攀不起”。有网友反映，成都某影院的路演线下选座图中，票价从999元至3280元不等。有某演员的“粉丝”反映，自己在一家电影院线下排队3个小时，最终以3999元购入第一排票。（2月28日 四川日报）

何勇海点评：因为有明星到场互动，路演一直深受众多影迷青睐。在合理价格区间内“你情我愿”的路演能实现“三赢”：“粉丝”获得与偶像近距离接触的体验，影院收获可观票房，电影也能积累一批愿意为之买单的观众。然而，当前不少电影路演已严重偏离初衷，将明星与“粉丝”的见面机会当作牟利工具，把路演异化为“门票经济”“粉丝经济”，沦为“黄牛”囤票炒价、收割“粉丝”、扰乱市场秩序的温床。当前路演票价由影院、电影发行方根据影片质量、到场嘉宾影响力等因素自主定价，但自主定价绝不等于随意定价。针对路演乱象，相关部门理应及时介入规制，通过明确监管边界、强化执法力度，让电影路演彻底摆脱“牟利工具”的异化标签，真正回归宣传影片、连接观众的宣发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