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起床喝一杯糖水是很多人的养生仪式，随手往杯中丢入一块糖，看着晶莹的晶体在热水中缓缓消融，糖水入口的瞬间，甜味便顺着水漫入舌尖。这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却从没想过，这份再简单不过的甜蜜背后，竟然藏着一部跨越千年、纵横中外的关于糖的文明史诗。

糖从异域的甘蔗田走来，经千年流转，化作餐桌上的寻常滋味。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所著的《糖史》，首次将目光投向糖的“甜蜜”历史，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窥见人类文明交流的窗口。

“锼姜屑桂浇蔗糖，滑甘无比胜黄粱。”中国是全球主要的食糖生产国和消费国，糖产业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领域，涉及甘蔗和甜菜的种植与加工。在历史上，比“糖”字更早出现的是蜜、石蜜、饴等字样。初读《糖史》，读者难免会有所疑惑，季羡林为何要为“糖”这样的日用食品专门写一部皇皇巨著？《季羡林人生漫笔》中可以找到答案——季羡林在整理文献时，注意到相关造糖法记载，出于学者的本能，他惊喜欲狂，逐渐尝到了“糖”的甜头，着手研究“糖”的历史。

“论从史出”是季羡林的治学精神，也是《糖史》的写作主线。季羡林做起学问来，一定要“竭泽而渔”，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打捞糖的各种踪迹，从来不凭臆测空谈，只以文献为舟、以考据为楫，在梵文典籍、敦煌残卷、中外文献中寻得糖的历史源流。他从不堆砌理论，而是让史料自己说话，从中国制糖术的西传到回流，每一个论断都扎根于扎实的史料，经得起推敲。他笔下糖的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有温度的文明对话。

关于糖史的资料，是非常难找的，一无现成的索引，二少可用的线索，在茫茫的书海中就像大海捞针。季羡林只能是另起炉灶，采用最简单、最原始、最笨拙的办法，在一本本厚重的巨册中，一行行、一页页地看下去，找自己要找的东西。《糖史》是季羡林先生规模最大、用力最勤、凝聚心血最多的作品，前后历时达十七年，年过古稀的他，常独坐北大图书馆一隅，与《四库全书》的泛黄书页相对，将古籍里的蛛丝马迹与梵文文献相互印证，构筑糖史最坚实的考据基石。《糖史》成书共分国内编、国际编和结束语三部分，共计七十三万余字。

季羡林坦言：“一言以蔽之，我写《糖史》，与其说是写科学技术史， 毋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是在不断交流中成长，不能说世界上的文化是由哪一个民族创造的，糖的文化也是如此。虽然学者对中国古代蔗糖生产起于何时争议不断，但公认唐代是制糖技术大发展的时代，而发展的转折点是从印度引进熬糖法，制糖技术实现飞跃。唐太宗派人到印度学习制糖法，季羡林认为，中国经过学习后自己在制糖方面“又色味逾西域远甚”。在季老的另一篇文章中又讲到中国白砂糖传入印度的例子，以及明代郑成功家族做白砂糖出口的“外贸”生意。如此看来，糖本身虽然是个小东西，却承载着长达千年的文化交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