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11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去年，全国各级法院共发出2.3万余份家庭教育指导令，督促家庭和家长发挥好“第一个课堂”和“第一任老师”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陈宜芳表示，帮助家长补上家庭教育的短板。让带娃从“家事”变成“国事”，依法带娃，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3月11日央视新闻）

2.3万余份家庭教育指导令的数字背后，不仅是司法对家庭育人责任的刚性约束，更是当前家庭教育的普遍困境呈现：许多父母并非“不愿管”，而是“不能管”或“不会管”。

“不能”多是条件所限。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社会，许多父母为生计奔波，难以抽出足够时间陪伴孩子。尤其在城乡接合部、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现象突出，祖辈代养成为常态，亲子互动严重不足。同时，因经济拮据、教育资源匮乏，使得这些家庭即便有心施教，也无力支撑科学育儿的实践。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态，不应被简单归责为“不负责任”，而应被视为社会支持体系需要补位的信号。

“不会”则是能力短板。不少父母虽有教育意愿，却缺乏科学的育儿理念与沟通技巧。他们或沿用“打骂教育”的旧模式，或陷入“唯分数论”的焦虑漩涡，不懂如何倾听孩子、引导情绪、培养习惯。面对孩子沉迷手机、学习拖拉、情绪波动等问题，往往束手无策，甚至激化矛盾。

一纸“指导令”压实责任固然必须，若仅停留在“责令改正”的层面，而未配套实质性的支持措施，便容易陷入“治标不治本”的困境。真正的“指导”，应是“解压”与“赋能”并重。一方面，要为困难家庭提供系统性救济，如纳入社会救助体系，提供托育服务、心理援助、经济补贴，减轻父母的生存压力；另一方面，要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网络，通过社区讲座、线上课程、亲子工作坊等形式，普及科学育儿知识，提升父母的情绪管理、沟通引导与行为矫正能力。

更进一步看，家庭教育指导令不应仅是司法的“惩戒工具”，更应成为社会协同的“动员令”。公安、教育、民政、妇联等多部门需形成合力，将个案干预转化为制度保障。例如，在离婚纠纷、校园欺凌等案件中，同步启动家庭教育评估与干预机制；在社区设立“家庭教育指导站”，为家长提供常态化咨询与支持。同时，引入专业社工、心理咨询师等力量，针对不同家庭“精准施教”，实现家长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