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汝达，字德明，号北潭，江西进贤人。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甲辰科秦鸣雷榜进士，时年25岁。历官刑部主事、泉州知府、四川按察副使、广东左布政、工部右侍郎、刑部左侍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等职。嘉靖三十五年（1556），以刑部郎中身份出任泉州府。知泉期间，熊汝达政绩突出。嘉靖四十年（1561），熊汝达擢升离泉。泉州百姓为他立祠祀奉，撰碑纪念。碑文内容：“政尚精严，功多御捍”。这八字浓缩了熊汝达出知泉州5年间的功绩，也是泉州吏民对其政绩的认可和赞扬。
兴学重教 建尊经阁
嘉靖三十五年（1556），熊汝达出任泉州知府。政暇之余，会到学宫走访，与诸生讲论经理。其间，熊汝达“有感于尊经之创缺如也”。于是，带头捐俸推动尊经阁的建设。（乾隆版）《泉州府志·卷十三·学校志》记载：“嘉靖三十五年，知府熊汝达、尹卢仲佃建尊经阁于明伦堂东。”明代泉州名士蔡克廉为此事做《新建泉州府儒学尊经阁记》，记录了熊汝达筹建尊经阁的过程：嘉靖三十五年，泉郡侯北潭熊公以甲辰名进士来守兹郡……乃捐其俸余，不费官帑一金，聚材饬工，因隙地为阁于大成殿、明伦堂之东偏。其制三间六楹，列二翼于前，而会之以门。越丁巳，迄戊午告厥成。
嘉靖三十七年（1558），尊经阁落成。熊汝达登阁视察，见“其水绕而左，阁俯而右，蜿蜒矫亢，若龙虎然”。不由感叹道：“哉象矣，兆焉诬。”熊汝达的此番感慨，实际上早有先例，在蔡克廉《重浚郡城河沟记》中就曾提及，称：（南宋）绍兴十六年，守叶廷珪再辟治之，通淮之舟可抵州学前，曰：“此门之水当后天巽方之位，十年后必有大魁。”至期，梁文靖公克家果状元人相。而在熊汝达发出此番感慨的当年，泉州学子果不负众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领乡荐者三十五人，魁五经者居其四。又明年，吁俊南宫者复几人。
泉州学子此番能取得优异的成绩，离不开熊汝达对教育方面的重视和付出。同安人林希元在《送郡侯熊北潭考绩序》一文中就揭示了此次成功的原因：公聪明过人，问学又优，发为文辞，雅健雄深，凌驾古人。诗歌奇倔清劲，上逼李、杜。每以修己治人之术教学者，俾不为口耳之习……秋闱校文，权度精审，尤多得人。戊午秋试，七泉得士盛于他郡，皆君之作育也。从中，可以看出熊汝达对泉州学子的教育功不可没。
重修城门 重浚沟濠
按《泉州府志·卷十三·城池志》（以下简称《府志》）记载：府治中有衙城，外有子城，又外有罗城，有翼城。初筑城时，环植刺桐，故名刺桐城。又以形似，名鲤城。后衙城、子城俱废，而罗城遂为今城。
罗城，相传为南唐保大中节度使留从效所筑。城高一丈八，周长二十里。罗城设有七座大门，分别为仁风门、义成门、镇南门、朝天门、通淮门、临漳门、通津门。元至正十二年（1352），监郡偰玉立拓南罗城池，改镇南门为德济门，又废通津门，复于临漳、德济间建门曰南薰。至此，德济门之名一直沿用至今。嘉靖三十八年（1559），德济门因灾损毁，时任知府熊汝达主持重建德济门，并修月城等。
罗城外围又环绕着一条“广六丈，深二丈余。三面通流，潆洄如带”的濠沟，《府志》称之为“罗城外濠”。在《晋江县志·卷之九·城池志》中记载：叙城，先子城而后罗城、翼城，溯所始也。叙池，先罗城外濠，而后子城外濠，重所归也。而于城中支沟，先子城以内，而后罗城以内，则又自源而委顺水性也。
罗城外濠是泉州城池建置中的重要一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如《府志》所云：“罗城、子城内外濠沟如人之一身，血脉流贯，通则俱通，滞则俱滞。”又如蔡克廉所说：“吾闻山川与政相为流通，政通则人和。”由此可知，不论是从政绩方面，还是与民便利来看，濠沟的畅通与城池的治理息息相关。保持濠沟的畅通也是每位地方官的分内之事。
嘉靖三十八年（1559），知府熊汝达重浚外濠。四年后，兵备佥事万民英再次重浚。嘉靖年间的两次重浚，让罗城外濠再度焕发生机，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府志》称“深、阔可通舟楫，潆回汪洋，殊增郡城之胜”“濠水时溢，然蓄泄有节，可不为灾”。
保城安民 抗倭有方
在泉州府城的南边，有一座地处滨海的重镇，名为“安平”，在安平城内居住着超万户的居民。自倭寇侵扰泉州，安平的有识之士就担忧城池危险，于是提议共同出资筑城，以防倭寇侵袭。嘉靖三十七年（1558），在经请示泉州知府熊汝达后，安平邑民开始筑城。先有邑绅柯实卿“自筑一百丈以倡”“拆东洋桥石以为基”，但未及竣工，柯实卿就去世。随后泉州知府熊汝达“檄知县卢仲佃筑城”。城池未及完工，便遇倭寇入侵，倭寇所到之处“生民之糜烂，庐舍之灰烬者，不堪举目。”倭寇退去，熊汝达“乃督成厥功”。修筑后的安平城固若金汤，按《晋江县志·城池志》记载，新修筑的安平城“周一千二十七丈，高一丈三尺。为门四，各有楼。窝舍二十八，水关八。岁遣千户或县佐防守，仍拨民兵二十名协守。”
嘉靖三十八年（1559）春三月，倭复寇泉州。三月十一日，倭寇再度围攻安平城。安平军民“提兵凭城以守，遂尸贼于城下者凡数百。”安平军民同仇敌忾，共同御敌，击退倭寇进犯。史称“贼大创，由是来往泉地者无敢近城，民恃为金汤之固。”之后，安平守将黄仰奉熊汝达之命，乘胜追击“败贼于洛阳，生擒其魁蹩脚番”，随后回师安平，继续镇守。
安平之战的胜利，让倭寇不敢再踏足侵犯安平城。这一场胜利，也让安平百姓无不感激熊汝达的付出，故“以‘海天保障’命题，各为文致赠。或诗或歌或颂或词赋，体制不一，要皆以颂公之德于无穷云尔。”如，林希元通过撰写《安平城记》来记录这段抗倭历史。在文中，林希元对熊汝达之功称赞不已，赞叹道：公之善政，更仆未能数，而安平之城其一也。公之奏最，予既率同之……公筑城之本末，为之记要，以垂公之不朽于泉，以附于方叔、南仲云尔。
嘉靖三十九年（1560），倭贼再次寇泉，突袭南安英山、浔美、车桥、法石及南门城下等处。所到之处，恶行满满，焚屋、杀人、劫掠等无恶不作。当倭寇围城时，熊汝达亲自登城指挥，与士兵共同守城御敌，击退倭寇进攻。又设计擒获奸民庄世磐、林崇美等为倭寇作内应的将领，确保泉州府城的安全。然而，对于倭寇接二连三的侵扰，虽在战事上取得一定的胜利，但总体上对泉州地区的经济、民生等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首当其冲的便是米价上涨，“米一斗值一钱四分”。其次，又大批亡赖之徒“鼓众强籴”，继而造成泉州地区出现“郡饥”现象。为解决饥荒问题，确保百姓有粮可吃，熊汝达下令开仓放粮，以平米价；出府库帑银采购大量谷物，赈民贫乏。经由这套组合拳，米价方才得以稳定下来，奸徒作乱得以抑制住，饥荒的现象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抗倭保民是熊汝达在泉州任职期间的重要政绩。林希元在《送熊北潭太守报满二首》中，也为此功绩作诗一首，写道：倭孽留连久，民生糜烂余。潢池得龚遂，江左仗夷吾。谁卧寇君辙，宁留叔度襦。教民遗榜在，真守拟齐驱。
诗中，林希元借用几位名宦典故衬托熊汝达的贤政。在泉州地区接二连三的遭受倭乱侵袭，且面对百姓流连失所，生活穷困之际，熊汝达作为泉州知府挺身而出，击退倭寇，平息倭乱。又不断推行仁政，减轻倭乱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让泉州百姓得到了喘息之机。
爱民为主 广施仁政
熊汝达知泉期间，常以北宋泉州郡守真德秀（字景元，号西山）为榜样，仿效真德秀广施仁政。嘉靖三十七年（1558），熊汝达建延宾馆、宴息堂等。而后，更宴息堂匾曰“仰真”，取景仰真德秀之意，以慕先贤。自上任之初，熊汝达便在泉州府以及下属七邑颁布“十四不要”政策，所禁之事“皆害身家，累政治之事”。林希元将此举与真德秀的“劝行孝为善”“济饥施药”等惠民举措相提并论，以此来赞扬熊汝达的仁政。
熊汝达施政理念以爱民为主，“凡有利于民者攘臂为之，虽难弗避；弗利于民者极力避之，虽小弗为。”施政过程，又不断革除先前留下的弊政。诸如从前郡守多与地方乡绅、权贵暗中勾结，从而使有的政令颠倒是非，让百姓深受其害；又如“府城无赖多托铺甲名色，承符七属，凌轹官吏，需索里甲”，使吏民都怨声载道。熊汝达上任后“不通关节”“铺甲不下县”，广施仁政、革除积弊，让百姓无愁叹之声。熊汝达此举也为自己博取到了百姓的好口碑，称他有“阎罗包老之誉”，即将之与宋代名臣包拯（在戏曲作品中常以阎罗形象断案）相提并论，足见对熊汝达评价之高。
另外，当有上级来泉时，熊汝达又常为民请命，“公切切以时艰民贫为请，语不阿奉而意寓箴规”；也为受污的下属力证清白，“属官有被诬者，锐于解救；以飞语被污者弗能自者，力为白之。”
清正廉洁
奉公守法
林希元称熊汝达“奉身则廉洁无私”。对自己，他始终奉行廉洁自律的准则。任职知府多年，仍无丰衣美食，依旧保持清寒生活。对于“罪人金赎”，他秋毫不犯。对百姓，他却大公无私，为能够藏富于民，拒绝属下提出的建盐丘抽分之议。为减轻百姓负担，他在粮食和税赋上，给予百姓很大的自由度，允许“听民自输”，此外各种苛捐杂税等非正常的税收，一律取消，不再向百姓收取分毫。正因此清正廉明、奉公守法的品行和准则，才让他得到了泉州百姓的好口碑。
先有南安知县涂桂泉等人请南安学者傅夏器（字廷璜，号锦泉）作《寿郡守熊北潭序》一文，通过此文来表达对知府熊汝达的爱戴之情，同时通过文字来记录熊汝达的功绩。遗憾的是作者傅夏器表示未能有机会参与和熊汝达共事，所以对熊汝达的赞扬难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到位。
而后在熊汝达离任后，又有泉人思其德，将他与另一位泉州知府邱浙共同建祠合祀，称“二贤太守祠”。清乾隆年间，熊汝达与140位名宦共同入祀泉州府名宦祠，获得官方对其德政的认可。
（孙伟兴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