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老式的闽南古厝，安静地伏在一片田野中间。我没有急着进门，而是绕到了古厝后面。五株荔枝树傲然矗立，蓊蓊郁郁的，像五把撑开的巨伞。我走近了看，树干粗得要两人合抱，树皮皴裂，爬满了青苔。荔枝刚结出青涩的小果，一簇一簇地挂在枝头，藏在浓密的叶子里，羞羞怯怯的。

这五株荔枝树是余光中先生的祖父于1851年种下的，算来已有170多年了。余光中六七岁就在这古厝里生活，屋后的这几棵荔枝树，是他童年最深的记忆之一——在树下跑跳、读书，眼巴巴地盼着果子从青变红。他的《五株荔树》一诗，饱含了童年的乐趣和割舍不断的乡愁。

出来后，我心里一直挂念着那五株荔枝树，它们让我想起了自己的老家。两个镇挨着，中间只隔几里路。

开车一进故乡的地界，路两边全是荔枝树。这个季节，树上的果子也是青青的，一球一球地垂下来，已经能闻到那股特有的清香了。这里的荔枝，壳是胭脂红，淡淡的，像晨光抹上去的颜色。剥开来，果肉雪白透亮，甜里带一丝丝酸，清爽得很。老人们说，这是因为老家的土是红壤，水是从天马山流下来的山泉。

故乡的荔枝，大都是“状元红”这个老品种。名字听着就喜庆——据说古时候有人吃了这荔枝，考中了状元，从此便叫了这个名。

村口那株老荔枝树，种于明朝，有三百多年了。树干要三四个人才能环抱，树冠铺开来，能遮住半亩地。三百年来，它年年开花，年年结果。树下的石凳被磨得锃亮，不知道多少人在那里乘过凉、剥过荔枝、讲过古。

我想起我家的两株荔枝树，父亲说，就在祖屋后的山坡上，一百多年前我爷爷亲手栽下的，一百多年过去，那两棵树早已长得枝叶交缠，分不清你我。每年七月，红的果子缀满枝头，远远望去像挂了满树的小灯笼。父亲在世的时候，总爱搬一把竹椅坐在树下，摘几颗荔枝慢慢地剥，剥好了先递给我：“尝尝，今年的甜不甜？”有时他眯着眼睛看树，嘴里念叨：“这棵树是你爷爷看着长大的，将来我不在了，它还会替我看你们。”后来父亲走了，那两棵树还在，年年照样开花结果。只是树下再没有那个剥荔枝的老人了。我偶尔回去，站在树下，风吹过树梢的声音，恍惚间就像父亲在说话。

在余光中故居看了那五株荔枝树，回来又看了爷爷种的两株，忽然觉得，荔枝树就是永春人的根。土是连着的，根也是连着的。余光中先生那一代，我爷爷那一代，他们把树栽在屋后，大概都想着同一个意思——人走了，树还在；树在，根就在；根在，家就丢不了。

再过不久，故乡的荔枝就要红了。到时候，满山满坡都是胭脂色，空气里都是甜丝丝的味。村口那株三百年的老树，爷爷种的那两株，还有余光中故居那五株守望着游子的树——枝头那一串串青涩的小果，都会变成红红的果子，等着远行的人回家。

到那时，我还要再去一趟余光中故居，在古厝后面的五株荔枝树下坐一坐。虽然先生不在了，但那些树替他活着，替他结着故乡的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