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贤彪

打儿时起，我就喜欢读书。上小学时，用省下的零花钱买了一些小人书和儿童读物，父亲用旧木板为我做了一个两层书架，置放在床头，这是我最早的“书吧”。

入伍到部队后，我比同年入伍的战友多一样东西，就是托人用废木板做的书箱。平日里，我将书箱置放在床铺下，随手就可抽出几本，晚上熄灯后，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

后来，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十平方米的斗室，里面除了一张单人床外，就是增添了几个书箱，将其重叠起来，占据了房间的半壁江山。每当夜深人静时，四周一片黑暗静寂，唯有我这间斗室里还亮着灯。好几次惹得不远处哨兵犯难，以为房间的主人是否失眠了，便作为重要情况汇报到领导那里，好在领导了解我，只是叮嘱夜里别看得太晚了。

以后，住房条件逐步改善，每当乔迁新居后，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关注客厅的布置，更无意卧室的摆设，而是打造一间可意的书房。这是件乐事儿：一面墙壁清空，摆上新做的书柜，将平时积攒的书籍，一本本摆上去，用笔写上类别：理论类、文学类、写作知识类……像是给书籍分了宿舍。

后来，妻子和女儿也成了爱书一族，随着她们藏书的增多，就难免发生“领土之争”。好几次，女儿将我的书挪动位置，害得我寻找不到，生气地把她的书统统下架，弄得女儿十分委屈，嘟囔道：“老爸真霸道！”妻子出面调解，让我将书柜腾出一层，专门供女儿摆书。过后，又找来一些木头和砖头，在书房里砌了一个“书床”，“领土之争”才得以平息。

再后来，房子更大些了，便有了三处书房，一处是正规书房，与主卧并列，推开卧室门便直接步入书房；第二处是客厅，将沙发背后的一面墙壁全做成了书柜，颇有顶天立地的气势；第三处是在楼底一层的车库里，置放了十多个铁皮柜，专门存放早些年读过的书。

书房多了，但主要读书和写作的场所还是与主卧相连的那间书房。每天早晚，我都会走进书房，摸摸这面墙的书，转转那个书架，一股书籍味扑面而来。尽管时下读书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总觉得拿一本纸质的书在手里，有一种沉甸甸的分量。文字终究是要落在纸上的，有了可以触摸的实处，才有温度，心里才踏实。

书房升级了，读书的意趣和层次也随之提升了。儿时读书，只是兴趣使然，“捡到筐里都是菜”；中年读书，多了一些功利色彩，或为求学历、评职称，或为应付检查；如今步入老年，没有了压力，只求在每一次翻页间，守住那份踏实与安宁。毕竟，读书本就是一场与自己的对话，这一刻的安心与宁静，与外面喧嚣的世界拉开了距离，渐入陆放翁说的“岂无案上书，可与共寂寞”的意境。

古人常为自己的书房取个名字，犹如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像刘禹锡的“陋室”，陆放翁的“龟堂”，翁同龢的“瓶隐庐”，还有什么“悠斋”“骐骥斋”“跬步斋”等。我也附庸风雅一回，为自己的书房取名为“逍遥斋”。每每置身于书房，心中便荡漾起一种归属感，或抽出一本书展读，或拿起笔随心所欲写点东西，或伫立窗前，看看窗外的玉兰花，听听树上的小鸟啼鸣……别提多么自在逍遥，多么心旷神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