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江毅

“他的生命依靠剧团，也被囚禁在剧团，因为他别无选择，他除了唱戏，别的什么也不会。”读完这句话，心头瞬间涌上一阵沉重的怅然，这是马宏杰新作《最后的江湖戏班》带给我的最初触动。合上书页，那些民间楚剧艺人的身影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他们的生命与戏曲紧紧捆绑，读来令人心酸，也让我读懂了民间曲艺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坚守。

摄影记者出身的马宏杰将镜头始终对准普通人，为那些被时代浪潮冲刷、即将无声消逝的小人物留存一份生存样本。马宏杰全程跟随戏班辗转于乡村集镇，用文字与镜头，记录下艺人们的日常与挣扎，那些为了生计奔波的艰辛、师徒间的情谊，真实还原了一个江湖戏班的起落与沉浮。

江湖戏班由一群底层从业者组成，他们没有固定的舞台，没有稳定的收入，靠着在田间地头、乡村庙会搭台唱戏谋生。团长吴正彬见证了戏班从鼎盛走向衰败，从黄金年代唱到剧场拆迁，晚年穷困潦倒，口袋里仅剩七十元，最终在养老院孤寂离世。旦角杨艳红自十一岁学戏，一生只懂唱戏，别无长技，只能靠低保、赶堂会甚至帮人哭灵维持生计，岁月艰辛早已磨去所有棱角。年过八旬的老戏骨张学兰仍坚持登台，她从昔日大户人家小姐跌落底层，历经丈夫背叛、下放、失去“铁饭碗”等坎坷，一生起落恰似戏文，真正应了“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些鲜活的人物，共同构成了一个江湖戏班群像。

作者深耕纪实领域数十年，扎根于乡土人物故事、风景民俗，始终以克制冷峻的笔触与镜头，不煽情、不批判，为那些被遗忘的边缘艺人立传，留存一份即将消逝的民间江湖样本。

文学史上，带有“最后的”字样的作品并不鲜见，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冯骥才就很热衷写这类题材，《最后的江湖戏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杨志军《最后的农民工》讲述了农民工群体在挺进城市之役中的沉浮悲欢，表现了他们的坚韧与机敏、自尊与偏狭、淳朴与贪婪、良善与驳杂，洞透人性复杂。何苦《最后的棒棒》，记录“山城棒棒”这个特殊劳动群体的工作和生活现状，分居的夫妻、组合的家庭、留守的儿童、堵之不尽的群租房……众多真实而棘手的社会问题在书里真实呈现。冯建国《最后的胡同》完成对胡同文化记忆的整理和存留，钩沉几百年的春秋往事，定格住古都苍凉的背影。这些作品皆以“最后的”为切入点，不只是记录一段消逝的过往，更藏着对人性、文明与时代的深刻思考，为那些即将被遗忘的人与事留下了珍贵的文字印记。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戏班的落幕从不是江湖情谊的终结，那些在江湖漂泊中积淀的人间温暖早已超越了戏曲技艺的本身，蕴藏着中国人最朴素的善良与仗义。也让我们读懂，所谓戏曲江湖，从来不是孤身闯荡，而是一群人，守着一份戏，护着一份情，温暖相伴，至死相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