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里的石榴压枝头，果香诱人。快递是母亲寄来的，纸箱子被胶带缠得严严实实，拆了三层才看见里面——六个石榴，个头不大，皮上带着褐斑，丑得很。最上面那个裂了口子，露出里面挤得密密麻麻的籽粒，深红色的，像藏了一肚子话，终于憋不住，炸开了一道缝。

箱底塞着一张纸条，是母亲的字迹，歪歪扭扭的：“院子里的石榴树今年挂果多，寄几个给你尝尝。别嫌丑，丑的甜。”

石榴拿出来洗了洗，搁在砧板上，拿刀在顶部划了一个圈。刀尖陷进去的时候，石榴皮发出极细微的“嘶”的一声，像吸了一口气。我掰开那个盖子，露出里面的籽粒，一房一房的，被淡黄色的薄膜隔开，排列得密密匝匝。那些籽粒是深石榴红色的，在灯光底下发着亮，像一小堆一小堆的碎宝石。可你要真说它是宝石，又不太像。宝石是冷的，石榴籽是活的，每一粒都饱含着汁水，薄薄的果肉裹着一颗小小的籽核，颤巍巍的，一碰就要破的样子。

我把石榴一瓣一瓣掰开，掰的时候薄膜扯出细细的丝来，黏黏的，沾在指尖上，有一股极淡的清苦气。石榴籽噼里啪啦地往下掉，落在白瓷碗里，有几粒滚到了桌上，我拈起来塞进嘴里。牙齿咬下去，籽粒在口腔里炸开，酸甜的汁水溅出来，凉丝丝的，从舌尖漫到舌根。可是紧接着，那股酸劲儿就上来了。

这味道是真酸。酸得我眯起眼睛，酸得牙根发软，两腮的唾液腺像被拧开的水龙头，止不住地分泌。咽下酸水之后，甜味才慢慢泛上来，不是糖的那种甜，是一种很克制的、躲在酸后面的甜，像一个小姑娘藏在门背后，只露出半张脸，怯生生地看你一眼，又缩回去了。

我忽然想起来，小时候第一次吃石榴，也是这个反应。那时候家里还没有石榴树，石榴是父亲买回来的，可贵了，一个石榴顶两斤肉。母亲舍不得吃，父亲也舍不得吃，就看着我吃。我嚼得满嘴流汁，酸得龇牙咧嘴，他们就在旁边笑。母亲说：“酸吧？酸就对了。酸的东西吃完了，嘴里是甜的。”我不信，使劲咂了咂嘴，发现好像真的是那么回事。

后来父亲在院子里种了一棵石榴树。不知道他从哪里移来的苗，细溜溜的一根杆子，还没我高，风一吹就东倒西歪。母亲说这树活不了，父亲不理她，天天浇水，还用竹竿在旁边搭了个架子撑着。那棵苗就那么活下来了，一年一年地长，长到比院墙还高，枝杈横着伸出去，夏天开一树橙红色的花，像挂了一树的小喇叭。花落了就结果，起初结得少，三五个，后来多了，几十个，把枝条压得弯弯的，父亲就拿竹竿一根一根地撑住。

石榴熟的时候，母亲会摘几个送给邻居。隔壁王婶委婉地说我们家的石榴比外面卖的甜，母亲就笑，说是父亲的功劳。父亲在旁边听着，不吭声，嘴角却微微往上翘了一下，那是他少数几次能被母亲夸的时候。

这些年院子里那棵石榴树结的果子越来越多，父亲会把果子摘下来，挑好的留着，说等我们回来吃。可是石榴等不了人，放久了皮就干了，籽就瘪了。母亲说，你爸对着那堆干了的石榴叹气，说来年不摘了，反正没人吃。可到了来年，他照样摘，照样留。

今年这几个寄给我的，大概是挑剩的。裂了口，长了斑，卖相实在不好看。可是掰开之后，那石榴籽红得发紫，紫得发黑，像被整个夏天和半个秋天的阳光浓缩过了。

母亲说得对，丑的石榴甜。可是她没有告诉我，甜的里面也有酸。就像这二十多年光阴，院子里的石榴树越长越高，父亲和母亲却越来越苍老。石榴一年一年地熟，我的牙一年比一年怕酸，不光是吃石榴发酸，是想起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牙根就泛酸，酸到心里去。可那股酸劲儿过去后，留在嘴里的，终究还是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