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降，泉州的天依旧暖着。我推开窗，海风裹着湿意扑在脸上，像一块棉布。榕树和芒果树绿得不知秋深，只在清晨的篱角，才有一丝清润的凉，提醒人时节已至深秋。泉州人不说霜，也不盼霜，只把那一锅姜母鸭的香气，当作天气转凉的序曲。

这让我想起老家。在赣东北的田野间，霜降是有声响的——薄薄一层白霜覆在瓦檐上，日头一照，便悄无声息地融成水珠，一滴一滴，好似光阴在数着最后的秋日。

父亲种了一辈子的地。记忆里，霜降前后，他总在田垄间忙得不见人影。白萝卜经了霜，辛辣尽褪，脆生生地甜着；大白菜正包心，需得薄霜轻拍，才裹得紧实。母亲蹲在屋檐下，把芥菜一片一片地撇下来，剁碎，揉盐，装进陶坛。她常说：“霜打过的芥菜，清甜。”那时不懂，只觉那腌菜就着辣椒炒来吃，确是人间至味。

茅栗是在这时候从枝上滚下来的。学校后面有一片树林，几棵茅栗树是我们的最爱，霜降一到，刺苞裂开，果子便窸窸窣窣往下落。我们摇树干，用书包装，拿回家交给母亲。她蹲在灶膛前，用火钳拨开热灰，把栗子一个个埋进去。不多时，香气就漫了满屋。我们兄妹几个围在灶边，剥开焦黑的壳，吃得满脸灰黑，却顾不上擦。母亲在边上看着，眼睛眯成一条缝，嘴角上扬。

那时候的晚熟橘子还挂在枝头，青里透黄，父亲说：“要经霜了才会甜。”我偏不信，摘一颗咬下去，酸得倒牙，却还是吃得津津有味。现在的我依然不怕酸橘子、酸萝卜，想来就是那时候训练出来的。

父亲经常要去城里卖菜，拉一板车白菜走七八里路。路时常不平，雨天过后，车轮更容易打滑。他便把身子俯下去，几乎与地面平行，绳子勒进肩里，嘴里哼哼唧唧。我和哥哥在后面使劲地帮忙推。到城里后，父亲先从口袋里掏出支烟，点上火，狠狠吸一口，平日里深邃的眼睛便眯成一条缝，黢黑的脸忽然舒展开，叠起一层层褶子。若是卖得好价钱，他会给我们买几个包子。那包子的味道，至今还记得，是白面裹着肉末和白菜，热腾腾的，捧在手里，像捧着整个深秋的犒赏。

后来到了泉州。霜降还是霜降，日子却不是那个日子了。闽南的谚语说：“一年补通通，不如补霜降。”泉州人把霜降过成了一场温补的仪式——番鸭切块，老姜切片，麻油在砂锅里滋滋响，米酒一浇，盖子一焖，满巷子都是姜的辛香。这是要驱一夏的暑湿，把身体调理得妥妥帖帖，才好迎冬。

泉州也有谚语：“寒露无算冷，霜降变了天。”说是变天，其实平地依旧不见霜。只是夜里凉了些，白天暖得仍可穿短袖。灯柿倒是红透了，挂在山野间像一盏盏小灯笼。安溪、永春的柿农忙着削皮、晾晒、揉捏，等柿霜慢慢沁出来，算是闽南霜降，难得一见的白。

乐平老家的霜降，霜落在田垄与茅蔗叶上，是大地收尽一年的甜；泉州的霜降，不见霜，海风还裹着余温，秋意浅淡得要用鼻子细细去嗅，混着几许桂花与美丽异木棉的香气。老家乡人砍茅蔗、熬红糖，把秋日的甜封进铁锅；泉州阿嬷炖姜母鸭，只为驱散暑湿。一个奔忙在田垄，一个文火守于灶前；一个为寒冬储暖，一个为长夏收尾。

我在两座城之间迁徙，像一棵被移栽的树，根须还扎在赣东北的红壤里，枝叶却伸进了闽南的暖阳中。有一年霜降，我给母亲打电话，她说：“家里柿子红了，你爸摘了一篮，给你留着。”我说：“泉州还热呢，穿短袖。”母亲在电话那头笑：“那就别回来了，等明年开春吧。”

挂了电话，我站在阳台上，看海风把远处的榕树吹得沙沙响。忽然想起学校后面的那几棵茅栗树，不知今年，有没有孩子去摇树，有没有母亲在灶前煨栗子。

阳台上的三角梅又开了，热烈如霞，泉州的花好像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霜。

楼下有人烧东西，烟顺着风飘上来，有一瞬间，很像老家灶膛的味道。我关上窗，转身去厨房，打算给自己煮碗面。冰箱里还有半棵芥菜，是前天从市场上买的。

秋深了，深得像母亲坛子里的腌菜，时日越久，味越醇。

我忽然想：或许我正是那场霜，落在哪里，哪里便是故乡的深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