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今年九十八了。两年前那一跤跌得不轻，换了左股骨，身子骨便像一架散了榫卯的老座钟，虽说修整上了，却终究走不准了。如今她只能在卧室里转转，客厅和餐厅，倒像隔了千山万水。记性也时好时坏，上午的事，下午就忘了，家里来了亲戚朋友，隔天问她，也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我便常常逗她。

那天电视里正转播女子排球赛，一个扣杀打得漂亮。我凑过去，故意叹口气：“妈，您看这个球，要是您当年上去，肯定也打得利索。”她原本半眯着眼，闻言睁了睁，嘴角漾开一丝笑纹：“快别提了，这速度、这力道，我们那时候哪比得上。”我偏要抬杠：“您当年不是擅长文体么？乒乓球、排球、篮球，哪样不是场上主力？”她摇摇头，摆摆手，像赶一只不存在的苍蝇：“老了老了，胳膊腿都硬了，连走路都要人扶，还打什么球呢。”说着自己先笑起来，眼角的皱纹堆叠着，像一本翻旧了的书。

有一回电视上放老歌《喀秋莎》，她忽然跟着哼了两句，调子竟还在。我赶紧问：“妈，您当年与苏联专家跳舞，也唱这歌不？”她的眼睛倏地亮了一下，像灰蒙蒙的玻璃窗忽然被雨水洗过。“那时候不兴唱，光跳。苏联专家喜欢快节奏，华尔兹一曲接一曲，中间不带歇的。”她顿了顿，声音低了些，“有个女伴身体弱，跳了一阵，脸都白了。”我趁机插嘴：“那您这么陪人家跳，我爸不吃醋啊？”她啐了一口，笑骂道：“那时候还没你爸什么事呢！再说，他也不会跳。后来结婚了，我教他，笨手笨脚的，老踩我的脚，后面只有在一旁呆看的份了。”说着又笑，笑得咳嗽起来，我赶紧给她拍背。

看她精神好，我便故意翻出些陈年旧账。“妈，您还记得不？您以前说，在医院当护士那会儿，休息日总有人在楼下喊您名字？”她脸上忽然泛起一层薄薄的红，像一块老玉被盘出了温润的包浆。“瞎说，哪有的事。”可语气分明是软的，带着点不好意思。我打趣道：“怎么没有？门卫在楼下扯着嗓子喊‘某某人在不？有人找！’整栋楼都听得见。”她低头理了理袖口，半晌才轻声说：“那时候年轻，正常啊。”我忍着笑，又说：“还有我爸那个女同志呢？从省外回来那次，你们去宾馆看她，走的时候我爸跟人家握手，半天没松开。好多年过去了，您一提起这事还是打翻了醋缸！”她立刻一脸严肃道：“没有的事！你别瞎编排。”可嘴角的弧度却怎么也压不平，像一弯月牙儿，悄悄地挂在那里。

有时候我看美食节目，会夸她从前炒的米粉如何根根分明，蒸的鱼如何鲜嫩。她便叹口气：“不行了，现在你老婆才是大厨。”我又逗她：“那您以前每周五都要给姐妹们打电话，一星期不见人就要‘问责’，说人家‘发霉’了。现在怎么不念叨了？”她沉默了一会儿，淡淡地说：“顺其自然吧。”语气里没有埋怨，倒像一条河，流到了平缓处，什么沙石都沉淀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退休以后，每天到母亲床前坐一会儿，说几句闲话，成了我的必修课。她有时糊涂，把昨天的事当成今天的，有时清醒，拉着我的手说：“你白头发不少了。”但无论糊涂还是清醒，只要我一逗她，她准会笑。那笑从九十八岁的躯壳里漾出来，越过战乱、饥荒、离别，一直漾回那个在排球场上跳起来扣球的姑娘身上。

如今，母亲确实像个小孩子了，要哄，要逗，要人陪着说话。可在我眼里，这恰恰是老天爷留给我的最值得珍惜的时光。像一本倒着读的书，越读越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