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早期的短篇小说集《一坛猪油》收录了十二个故事,长短不一,人物各异,读完却像是从同一片土地上走了一遭回来。苏童说迟子建心中常年挂着一只“温度适宜的气温表”,因此她的小说有一种“宜人的体温”。这句话放在《采浆果的人》里合适,放在整本集子里,同样合适。十二篇读下来,最深的印象不是哪一个情节的陡转,也不是哪一个人物的命运翻覆,而是一种贯穿始终的注视方式:她看着笔下的人,从不让他们难堪。
悲悯这件事,写出来容易,写得不让人察觉却难。迟子建的温柔,恰恰在于她的悲悯不站到高处去。她写困窘,写狼狈,写人心里那一点不太体面的贪念或软弱,笔底下却没有一丝揭开给人看的快意。曹大平夫妇涉过冰冷的青鱼河去摘山丁子,竹篮“像个顽皮的孩子似的”溜走了,两个人一个病在炕上,一个唉声叹气。换一个作家来写,这可以是一场道德教训;迟子建写来,幽默是轻的,体面是留住的。狼狈本身已经够一个人受的了,文学不必再补上一刀。《雪窗帘》里火车上那位笨拙、疲惫、处处受挫的老妇人,也是同样的写法——她写的是一个人在人群中的窘迫,却始终没有把镜头推得太近,没有让读者站上围观的位置。《野炊图》里三个底层民众的故事带着荒诞和忧愤,迟子建写他们的无奈与沉默,也不把他们写成单纯的可怜人或单纯的讽刺对象。她似乎总在提醒自己:笔下的人是活的,活人需要一层薄薄的遮盖。那层遮盖,就是文学能给的最低的尊重。
这种不让人难堪的注视,底色是对脚下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热望。迟子建写金井,写永望村,写小腰岭,写漠那小镇,从来不把乡村写成牧歌,也不把它写成废墟。她写的是人怎样在具体的地方、具体的季节里,笨拙而认真地活着。《采浆果的人》里大鲁二鲁不看日历,看山峦,风霜雨雪翻到哪一页,他们就做哪一页的事。《解冻》里小腰岭的春天是泥泞的,老人和孩子走着走着就被稀泥“暗算”一下,可解冻本身仍然是春天。《一坛猪油》里那坛猪油从实体吃到空,留下的却不是空,是几个普通人之间缠绕了几十年的暖意与亏欠。她写土地,不堆砌风景,不拿苦难做材料。她写的是土地给人的那种节奏——种下去,等霜来,收回来,码好。这种节奏里有一种迟子建始终相信的东西:人可以在很小的、自己认准的一小块地方,把日子过出分量来。
十二篇读完,我反复想起《采浆果的人》结尾那个画面:大雪之后,浆果贩子走了,金井人两手空空,而二鲁脖子上还挂着一圈火红的野刺莓。迟子建没有说这串刺莓比现金珍贵,她只是把它放在那里。整本《一坛猪油》也是这样。她不替任何人裁决,不把“正确”大声说出来。她只是让蒲草灯在逃亡者的夜里亮一下,让雪窗帘在火车的霜气里挂一挂,让解冻的泥泞里照样有人摔倒又爬起来,让一个口拙的少年在鸟声里找到自己的活法。然后她退到一旁,把看见的东西留给读者去看。那种看见里没有审判,只有一种安静的、温度适宜的陪伴。悲悯写到这个份上,已经不是姿态,而是一种写作者站立的姿势——站在人物旁边,站在土地旁边,不挡他们的光,也不替他们喊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