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了女作家姚鄂梅的最新长篇小说《十四天》。短短三个字的书名，已有足够的吸引力，这是一个从发生新冠疫情以来最常见的数字。故事就发生在十四天隔离期内，而且，除了“引子”“入住”两章，其他章节以“第一天”到“第十四天”为标题。

鄂西小城宜都市市民刘玉成育有二子一女，退休前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在城郊盖成了一幢蓝白色的三层小楼。为了展示自己的殷实，他诚意邀请在武汉的大儿子岳父母全家六口（包括亲家大女儿一家）到新居过春节，然后再一起溯江而上游重庆。不料蹊跷事接二连三：武汉客人提前几天到达，悄悄摘掉车牌，亲家的大女儿还戴着口罩，刘玉成发现客人们有些心神不宁，却不明就里。等到女儿子夏一家人从南京回来，才知道发生了疫情，不得已封城，亲家一行人是在封城前“逃”离的。或许出于义气，也或许为了面子，刘玉成决定隐瞒客人信息，将他们藏匿在二楼，一起自行隔离十四天。但事与愿违，从第一天开始，不和谐就不断出现。十四天，既短暂又漫长，十几人困居在一处时，各种小情绪便散落成了一地鸡毛。

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位，可以折射很多社会问题。原本没有丝毫关系的十多人，因为婚姻关系成了亲戚，聚在一个屋檐下。没有了工作与社交的距离，日日相对，他们的每一次喜怒哀乐都被放大，人性的幽微之处也如同被放在显微镜下，无限清晰起来。

小说涉及的人物众多，很难说出谁是主角。掩卷细想，在人物群像中，相比较而言，对男性角色的刻画更立体生动。

比如作为一家之主的刘玉成。他有着男性潜藏的虚荣，常常自得于当年没有给妻子办理“农转非”手续，事实却是他没有能力，结果误打误撞得了好处，成为他炫耀自己有先见之明的资本。身在宜都，心理上比武汉的亲家矮了一截，加上婚礼上亲家夫妇的出色表现，刘玉成心情很复杂。莫名的自卑心理，让他把盖成小楼当作是自己的终生成就奖，是拿来扳回一局的重武器：“我这两年没干别的，就做了一件事，我弄了个房子，三层，七八百个平方。”亲家爸爸原来给老板开车，见过些世面，也同样爱显摆，竟然很是配合，惊叹之余丝毫没有推脱，于是达成两家人一起过春节的计划。可人算不如天算，他明明是胜利在望的，不想被疫情搅了局，生生惹出更多麻烦来，超出了他可掌控的能力范围。

但在刘玉成心里，情义二字比天大，天天好吃好喝招待客人，后来还把饭桌搬到隔离墙边，餐餐陪着亲家饮酒，表达歉意。随着时间推移，小楼内的气氛越来越紧张，隔膜从自制隔离墙蔓延到人心，因为物资短缺、帮忙者逃离，饭菜的数量不得已精简，也引起不满和抱怨。各种情绪在发酵，以致一直克制的刘玉成和亲家爸爸，也几近崩溃边缘。十四天，是医学观测的期限，或许也是人忍耐的最高期限吧。

我喜欢自称“废柴”的小儿子子书和吴家姐夫的性格。子书在城郊的变电所工作，生活简单，不操心，不费力，家庭和谐幸福，他却觉得无味，很像“假生活”。吴家姐夫是中学美术老师，爱骑行，闲云野鹤一般，却因“不思进取”被妻子和岳父母瞧不起。他们内心都觉得现有的生活无聊，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有着相同“烈度”，所以一见如故，结成“废柴联盟”。姐夫记挂武汉的家人，在子书的帮助下逃出，尝到自由（犯规）的味道。没想到沿途被堵，只能在公路上漂泊。一路经历了诸多挫折，二人最终认识到，人生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抵达，“世界上最最可爱的地方、最最值得我为之奋斗的地方，是我的家。”而他们在外拍摄的照片，也唤醒了全家人，为故事带来圆满结局：只有照顾过彼此、温暖过彼此，才能真正成为一家人。

“疾病、灾难、战争，一直都是人类的终极考验，每一代人至少经历一次，这样的考验始终都是文学的母题。只是这一次，它来得太突然，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突然之间就跟它狭路相逢了，就像是一次突击考试，根本来不及准备，只能依靠平时积累，交出一份真实的答卷。”姚鄂梅这样谈及自己的小说。上海作协专业作家姚鄂梅是湖北宜都籍，武汉、宜昌、宜都、十里铺、清江大曲、318国道，众多真实的名称第一次出现在她的小说中，读起来更多了一些温暖与明亮，我们看到，对家乡的满腔热爱始终深潜在她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