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林振礼，1950年生于泉州。1969年至1975年在铁道兵某部服役，曾荣立三等功。1980年于泉州师专毕业后，长期从事报刊编辑工作。2014年退休前任《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2006年获编审职称，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闽南文化研究基地副主任、泉州师院“十一五”历史学学科带头人、专门史硕士生导师，福建省社科基地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教授。社会兼职如中华朱子学会理事、福建省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泉州孔子学会会长等。1999年出版《朱熹与泉州文化》；2004年专著《朱熹新探》获福建省“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奖”，并入选《朱子学文库》；2011年主持国家社科规划基金“宗教学”项目，其成果《泉州多元文化和谐共处探微》于2017年出版；2019年，校注《虚斋看河图洛书说》。2020年当选泉州孔子学会会长。2021年，荣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本报记者 吴拏云

林振礼同志积二十年之功，完成了这部《朱熹新探》的厚重之作……作者在研究、写作此书的过程中，经常以通信或电话的方式与我讨论一些问题。对于研究范围之内所涉及的每一个问题，他都是那样认真，决不轻易放过，总要追究到底。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和严谨的作风使我深受感动。我除了从他那里知道很多有关朱子生活实践方面的知识之外，最大的感受是，在当今这个急于成名的时代，还有像他这样孜孜不倦、埋头耕耘、披荆斩棘、持之以恒地研究学问的学者，真是感到莫大的欣慰。这本书并不是纯理论的学术著作，但是却洋溢着理论探索的精神和理论分析的气息。这本书也不是编年式的传记著作，但是却对朱子的人生经历有真实的描述，对朱子的心路历程有深刻的体会。这本书是深入到朱子的生活世界与心灵世界，对其人生和思想进行微观研究的独特之作，也是作者实地考察、亲身感受之作。

——《朱熹新探·序》蒙培元（中华朱子学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哲学家）

1.能请您简单回顾一下少年时期在家乡读书的经历吗，哪些人和事对您比较有影响？

林：我的家乡——南安市康美镇福水自然村，村名原称洛水，清康熙年间，县令李延基因勘察水灾停骖其地，易名福水。李延基关心民瘼的事迹，成为村民的集体记忆。我小时候就读于葵西小学，学校位于唐季诗人韩偓棲隐的葵山之西，故名。葵西小学姓欧阳的语文老师引导我们课外阅读。我的舅父苏子仁在通信中给我开列了应读的书目，除了四大名著，还有《儒林外史》等，同时寄给我一部《鲁迅选集》。数学老师林广明，除了书教得好，很有人文情怀，课外活动常讲些受益终生的励志故事。我在南安华侨中学就读初中，假日登临毗邻于校园的九日山与莲花峰，瞻朱子遗迹（石刻），闻父老师长言，此大儒“过化”之证也！这是我对朱熹发生兴趣及日后研究朱子学之所自。南安华侨中学校园风光秀丽，还有书刊丰富的图书馆可以弥补困难时期物质上的贫乏。1966年10月1日，作为选派参加国庆节盛典活动的学生代表，我们跟随带队教师、时任团委书记的尤垂镇乘火车赴北京接受检阅，在天安门广场见到了毛泽东主席等国家领导人，亲历了当晩场面极其浩大的国庆焰火晚会。1966年下半年学校停课，我回家乡务农。那时，我的族叔祖父、曾为泉州晦鸣中学校长的林孝良（1904—1975年）已退休居家。他是被誉为“一代良师”的宽厚长者（1985年教师节，王今生、廖博厚、陈存广等社会贤达为其树碑），常指导我读《古文观止》及古诗词。我白天干农活，夜晚看书，对于唐宋诗话，尤感兴趣，就这样过了两年多的耕读生活。

2. 1969年至1975年，您在铁道兵某部服役。谈谈那段军旅生涯吧。

林：1969年1月27日，我穿上了军装，在铁道兵某部服役，开始了6年多军旅生涯。该部队指战员从抗美援越的战场归国后，辗转于山西灵丘、湖北郧西、北京密云，为修建京原线（北京至山西原平）、襄渝线（襄樊至重庆）、沙通线（河北沙城至内蒙通辽）这三条铁路历尽了艰辛，奉献了青春。时隔50年，我依然记得刚到晋北大同煤都之际，那刺骨的寒风夹杂着黄沙及煤渣扑面袭来；依然记得在陕南鄂西的汉江之畔施工，跋涉于人烟稀少的山岭沟壑；依然记得在北京密云水库附近的山沟里挥洒汗水“大战沙通”，于假日游览雄伟的金山岭长城的诗意时光。

铁道兵逢山开洞遇河造桥，当时挖隧道没有掘进机，机械化程度很低。其工序是打眼、放炮、清渣、倒料，基本靠人力。一杆风枪，一把铁锹，一辆推车，就是打隧道的工具。每个工班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作业时戴的口罩，防尘效果欠佳，灰尘浓度大时很快就堵住了。作为热血青年，我们唱着“为了祖国修铁路，越是艰苦越幸福”，干活拼出十二分的干劲。襄渝铁路全线近900公里，桥梁、隧道近千座，军民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才完成这一举世瞩目的工程。在襄渝、沙通线的“大会战”中，时任班长、副排长的我，因施工中说在前、做在前，抢险时冲在前，而荣立三等功及受嘉奖多次。军旅之绪余，读书还是以《毛泽东选集》及其诗词为主。

如今，在世的战友们都已年逾古稀。可告慰“老铁们”的是：我们“青春无悔，战友情长”。

3.您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积累资料、研究朱子学。2004年，所撰《朱熹新探》获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奖，这本书以“新”命名，有什么突破？

林：1978年，我以缺额代课教师资格参加高考被泉州师专录取。毕业留校工作之初，从1981年至1985年，我在历史系资料室工作。时为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颇为活跃，资料室能看到的书刊信息量大。读冯友兰、任继愈关于朱子理学是儒学抑或宗教之争论文章，知悉青年朱熹仕泉是其一生做地方官时间最长之经历，却鲜有翔实的论文成果，因此，我利用出差厦门的机会，去向厦大哲学系的高令印、何乃川教授求教并得到他们的指导。然而，研究朱子学，不但要过古文关，还要熟谙《宋明理学》。同时，对思想史必须有广泛的涉猎，才不会犯常识性的错误。因此，除了自学《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之外，我还自觉去听吴幼雄、吴鉒鉒两位先生的课，如《古代史》《地方史》《历史文选》等。同时遵照他们的指点，置《史记》《汉书》及《古文观止》于床头，不时翻阅细读。遇到古文之疑难，则请教同事林方明老师。1983年，我在《泉州师专学报》创刊号发表了《朱熹与傅自得、陈知柔游历泉山一带考》，纠正了地方志相关记载的舛误。1984年在《福建论坛》发表了《朱熹“逃禅归儒”的思想转变》（合作）。1999年出版的《朱熹与泉州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从政治、经济与文化诸方面揭示了南宋泉州社会对朱熹的影响。

2000年，在纪念朱熹诞辰87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聆听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哲学史》主编蒙培元先生关于朱子“‘理’之蕴涵”的演讲。此后，多次向蒙先生请教，《朱熹新探》是在其鼓励与指导下写成的。那一年秋天，我先是参加了江西铅山的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聆听了任继愈先生（时年85岁）“朱熹‘格物说’的历史意义”的演讲。会后，陪台湾的蔡仁厚伉俪乘中巴车赶赴武夷山参会。时年届古稀的蔡仁厚是牟宗三的嫡系门人，他对牟氏“心体与性体”有独到的解读。所有这些都让我受益匪浅。

朱熹一生不唯读书，又因“格物”而博学，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而余所做的挖掘与诠释，仅冰山之一角。因此，拙著以“新”命名，非敢自诩，当以自励。《朱熹新探》将文献资料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将哲学理念与时代背景相结合，将理论学说与生活实践相结合，将经典文化与民俗文化相结合，在互相补充、互相印证和比较的过程中，呈现出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朱熹。 因此，蒙培元先生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朱子的风水观’‘朱子与摩尼教’‘朱子在民间的多重形象’等重要章节，从逸文考辨和野外调查开始，进到生态、宗教和美学等诸多领域，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填补了朱子研究的空白。这是其中最有突破的成果。”书中的新材料、新见解，还见之诸如“中和新说”“考评”“杂识”“出版”“教育”以及“逸文辑录”等章节。（下转第十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