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十七版）4. 2011年，您申报成功并主持国家社科规划“宗教学”项目，历时5年结题。2017年，根据这项成果,与吴鸿丽教授主编《泉州多元文化和谐共处探微》一书。请谈谈您为什么申报这一项目，以及这部48万字著作的文化学术意义。

林：1983年，我随吴幼雄教授到江浙、北京等地选购古籍。在北京中科院考古所，见到了当时考古界的两位大家：中科院副院长夏鼐先生与被誉为“先秦考古第一人”的黄展岳先生。吴幼雄教授还得到夏鼐先生关于“中国古代联系世界文明的两条通道，一条是陆上丝绸之路，一条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并出版《泉州宗教石刻》就是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提供第一手资料”的嘱托。

从那时起，为不负夏鼐先生所托，吴幼雄教授在开展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工作的同时，孜孜矻矻地为研究泉州多元宗教以及中外交通历史文化而努力，如此蹈历风雨数十载。他遵循“写文章要严格要求自己，必须‘言必有据’，不能臆测”（黄展岳语）的治学态度，经常利用假日或休息时间搜集、拍照、清洗新发现的宗教石刻；在各地书店书摊徜徉之际，发现珍稀古籍时大喜过望如获至宝；任历史系主任时，把石刻拓品悬挂于办公室内方便研究，有时也带至课堂上向学生们展示，以研促学。往事种种，迄今记忆犹新，吴幼雄教授这般躬行求真的为学风格，时刻鞭策激励着我。

2011年，我申报“宗教学”这一项目，并与吴鸿丽主编其成果《泉州多元文化和谐共处探微》这本书，正是由于受到吴幼雄教授言传身教的影响。我们以承继吴文良、吴幼雄父子《泉州宗教石刻》学脉自励。正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2017年，在泉州关岳庙董事会的慷慨资助下，我主持的“宗教学”项目成果得以结集出版。该书凝集了泉州乃至福建省20多位专家学者的心血。吴幼雄教授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在泉州申报世遗之际出版专著《泉州多元文化和谐共处探微》，可谓恰逢盛时。中世纪时，西亚和欧洲长期陷入宗教冲突和战争，而东亚的中国泉州，不仅世界各种宗教可以和平相处，而且发展成为与埃及亚力山大港齐名的世界大贸易港。是什么原因造就世界多元宗教文化在泉州历史上长期和平共存共荣呢？这是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该书就是为解答这一难题而作的。泉州多元宗教和谐共处，为世界的和平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与借鉴。”

5.这一“宗教学”课题，对于入选《朱子学文库》的《朱子新探》增订本的提升有什么影响？

林：2018年，《朱熹新探》入选《朱子学文库》，增订出版时易名为《朱子新探》。增订本将朱子置于泉州多元文化的视野中，揭示朱熹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摩尼教以及关岳信仰的关系。这也是我通过主持国家社科规划课题，进一步深入思考的结果。

增订本比2004年原著多了四五万字，如增加了“朱子理学与泉州关岳崇拜”一章，以及朱熹“与伊斯兰教：‘胡贾建层楼’事件为‘文化接触’之镜鉴”一节。这样，就较为完整地将朱子置于泉州多元文化的观照下，表明朱子是一位在青年时代就经历多元文化接触的思想家。促成增订本出版的泉州市委宣传部原部长洪辉煌在《序言》中指出，该书“深入考察朱熹与闽南泉州多元宗教的关系，得出了‘兼融而非宽容’的结论。‘兼融’是指当朱熹在建构他的理学思想体系时，他对多元宗教采取的是兼容并蓄、改造吸收、自我更新的态度。‘不宽容’是指当宗教活动严重触犯伦理，危及社会安定时，作为成熟的政治家，他则是防患未然，毫不姑息手软。这部分应该是全书最具学术创见的内容之一”；“与初版相比较，增订本的社会背景更为宏阔，地域文化特征更为鲜明，人物的思想内涵更丰富，篇章结构也更合理。作者画出了一幅朱熹在闽南泉州可读的精神地图，也为开展国学教育提供了一部有乡土特色的教材。”

6.您把以吴文良、吴幼雄《泉州宗教石刻》为代表的学术成果称作“吴氏学脉”。请谈谈“吴氏学脉”的文化学术意义。如今，在“多元宗教”备受重视的背景下，弘扬与承继“吴氏学脉”，急需做的是什么？

林：世界上有两座典型的宗教城，一座是耶路撒冷——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发源地，由于战乱频繁，十八次被夷为平地，又十八次复建；另一座是泉州，其没有像耶路撒冷那样意为“和平之城”，却赢得了和平。在海外交通鼎盛的宋元时期，就有多种外来宗教聚集在泉州。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全球第一个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设在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的泉州。保存于泉州的多元宗教石刻及史迹，回应并批驳了“文明冲突论”的宗教归因，为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泉州经验”。

吴文良先生早年业余考古，自1928年起，就以一介中学教师身份调查搜集和研究遗留在泉州的各类宗教石刻。在艰苦的经济条件下，自费收集或出资购买石刻，然后运回家中保管。上世纪50年代，他先后把历年搜集的各类宗教石刻近200方无私捐献出来，成为今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镇馆藏品。1957年，吴文良编著的《泉州宗教石刻》出版，他也被誉为“填补我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空白的人”。2005年，经吴文良、吴幼雄父子前后两代人精心编撰的《泉州宗教石刻》增订版出版，该书汇集了泉州地方上的古代宗教建筑和墓葬的石刻遗存，涉及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佛教、道教等宗教，以及其他民间信仰。书中既有文物照片、拓本、文字说明、资料辑录、考证，还有专题论述及古阿拉伯文字的释译。增订后全书达97万字，皇皇巨著，为研究古代社会历史、宗教、艺术、中外交通、中外古文字和宋元以来外国人在泉州一带的活动，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展示了泉州作为古代东方最大商港的特殊风采。1957年原著出版，吴文良有筚路之功。吴幼雄秉承父志，在增订版中对有历史意义的碑文，做了精辟的考论。以小见大、史外寻史，在古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的研究上颇有创获与新见。

“濒海通商，民物繁多，风俗错杂”的泉州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考察泉州时指出，泉州历史上有个“中外文化接触”问题，必须深入研究。换言之，费老所倡导研究的就是“多元文化接触”与“多种宗教并存”问题，这既是泉州文化的重要特质，也是《泉州宗教石刻》具有重大价值以及长久生命力的根本所在。吴文良、吴幼雄两代人的无私奉献，应该得到后来人的敬重。2013年12月，我与陈桂炳教授一道，策划举办了“近百年泉州宗教学回顾暨吴文良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88岁高龄的黄展岳先生应邀莅临并讲话，他也对吴文良、吴幼雄两代人的贡献予以极高评价。

时序飞迁。今年，吴幼雄教授也有88岁高龄了。如何弘扬与承继“吴氏学脉”？我认为目前有件抢救性的工作急需考虑，即有关部门或科研机构，能否立项并派人协助吴幼雄教授翔实记录吴氏两代人在《泉州宗教石刻》著作之外的重要文化发现，助其梳理文献和整理实物资料，以存其未尽之蕴。

7.有评论说您的《朱熹新探》一书，“与其说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走出来的”。“走”就是实地考察。您到过哪些地方呢？请举例说明其收获。

林：所谓“走出来”就是要进行大量的野外作业。为了考证朱子的有关经历和事迹，我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到各地去考察，收集各种资料。曾赴朱子当年从政与讲学的湖湘地区，两次赴粤东潮州、梅州，两次到朱子祖籍地江西婺源，三次登临朱子办学的赣南庐山，八次踏访朱子最喜爱且居住最久的武夷山。每到一地，都要仔细寻访朱子的遗迹、遗物和遗墨，收集各种民间传说和地方志，甚至向当地老人询问各种习俗，从而为此书的写作奠定坚实基础。比如2002年12月，我应邀参加庐山白鹿洞书院的一次学术会议，会后考察朱子曾从事政教活动的原星子县（南康）一带，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赖功欧教授的帮助下，从故纸堆中查获一朱子手迹，即庆元间朱子录晚唐诗人李群玉《言怀》诗以自况。对照四库全书本《李群玉诗集·后集》卷四：“白鹤高飞不逐群，嵇康琴酒鲍照文。此身未有棲归处，天上人间一片云。”与朱子手迹完全相符。这一手迹再与文献、方志互证，对于进一步弄清朱子在“庆元党禁”中的实际处境及其思想活动，提供了过硬的第一手资料。

再如朱子与大慧禅师相会的时间与地点，日本学者支枝龙太郎先生认为或于1155年大慧北归途中；美籍华人陈荣捷先生推测在1156年下半年；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1155年”条谓：“是春，往梅阳见大慧宗杲。”则定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春。按友枝龙太郎、束景南二先生之说，1155年其时秦桧未死，大慧尚未放还，朱子与大慧既无由相见，地点说是“泉州”或“梅阳”也纯属推测，是时二人都必须规避秦桧党羽遍布于东南的政治罗网，不可能贸然相会的。按陈荣捷先生之推测，在1156年下半年，则大慧已在北归途中，由闽而赣而两湖一路弘法，时间不合。余则据相关诸人事迹及文献记载并实地到潮州、梅州踏勘考察，确证两人在潮州相会于秦桧死后，即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仲春。

8. 1985年7月至1989年8月，您在泉州晩报社工作时曾多次采访过澳门归侨总会原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梁披云先生。其后，梁老又多次与您谈及其与时贤交往的往事，可以谈谈您与梁老的交往吗？

林：1991年季春时节，刚从北京开完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南来的梁披云先生在泉州逗留期间，我应邀往谒于泉州酒店。这位出生于清末（1907年）的沧桑老人，依然精神矍铄、乡音未改，评论诗书时谈笑风生，回忆往事则发隐阐微。沙发上放着梁老题写书名、新出版的《泉州古今诗选》，梁老爱不释手，认为斯集的编纂者功不可没。细观良久之余，他极为认真地说：“籍贯南安，曾就读于泉州培元中学的潘受先生执当今海外诗坛牛耳。早在抗战期间，回国劳军轩车过处，吟咏抒怀警句名篇传诵一时……其《五言一百韵寿嘉庚先生七十》亦备受时贤推崇。即使编纂《中国古今诗选》，潘先生的诗词也应该选上，而《泉州古今诗选》却漏选了，实为遗憾。”梁老还忆及他与潘受的交谊，他说，自年轻时邂逅于星洲就成为莫逆。1940年，两人一起追随陈嘉庚回国劳军，跋涉山川共行役。1942年避寇归国，再度风尘共患难。

是日泉州书法协会为梁老祝寿，因而涉谈书法。梁老对于清人包世臣论书：“妙在性情，然性情在于心”，深究其蕴，认为书法尤为重“悟”。他说书法是一门高深的艺术，要体现汉字的“气”和“神”，更多的功夫在字外。

20世纪30年代梁披云创办泉州黎明高中时，经常往来于宁沪，并得蒙书法大家于右任亲炙。梁披云深悟于师“神恬气舒，笔随意到，万毫齐力而锋敛劲藏，挥洒自如而不失矩度”的气势在于“胸无纤尘”和“腕运千钧”之功，又见于师“静尘沉思，右手辄作握笔状，频运指腕书空”。“书空”使其悟出“心摹手追”和“指笔运转”之道。梁先生对书法有精辟的理论和独到的悟性，诚如其1991年秋在华侨大学美术系的演讲：“书法的‘书’字，不仅是书写的‘书’字，还是输送智慧的‘输’，舒展气度的‘舒’，抒发情感的‘抒’。”

梁老在泉州期间，我还应邀陪同他前往其故乡永春。在永春五里街，因见新落成的“思基楼”题刻旁署“右任”，故向梁老问及缘由。这勾起老人的回忆，他追述了于右任与他的师生之谊，以及1949年于氏被迫飞往台湾的内情。后来我就此写了《香江曾许议南游，却下澎台作楚囚——梁披云追述于右任轶事》一文，梁老用钢笔字附言：“林振礼君所写《香江曾许议南游，却下澎台作楚囚》一稿，经予阅读，叙述与事实相符，非舞文弄墨者可比也。”适逢新华社“情系中华”征文，此文发表在《瞭望》周刋（海外版）1991年6月3日第22期。梁先生的追述既可补阙，又能让人们进一步了解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为人。读此文，还可进一步理解于右任先生晚年在台湾为什么会发出“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的终天长恨了。由于这篇文章涉及与杨虎城将军相关的往事，我还将文章复印并寄给杨虎城将军的长子、第五至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杨拯民先生，并收到了他致谢的亲笔回信。

梁披云先生还说，1987年秋，他曾携女儿至于右任故乡陕西三原凭吊，以慰先师在天之灵。

9.最近，《闽南》杂志2022年第一期刊发你的《朱熹泉州题刻“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考略》一文，认为朱子这副对联是1183年他重游泉州时，撰书于杨梅山雪峰岩的。这与流行的“漳州说”相异，您持不同观点的根据是什么？

林：首先，我认为应对“漳州说”表示充分的尊重，因为其有清代地方志的记载作为支撑，只是漳州地方上至今未能找到朱子这副对联原始手迹。

20年前，我至南安杨梅山雪峰寺，就读到过大雄宝殿外的那副高2.4米、宽0.32米的门柱石楹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这对楹联相传是朱熹游览雪峰寺时题刻，原为木刻匾，石楹联是1954年重建该殿时镌刻的。但该石楹联没有“晦翁书”之题款，其时我见过的朱子手迹也少，难以断定。因此，撰文涉此则不敢轻置一辞。

然而，朱熹这副对联，其撰书时间地点不同，意蕴是不同的。历经长时间的求索，终于找到解读这副对联的重要证据。近年读释法度主编《雪峰禅寺》（首届禅文化节特刊），第91页刊载朱熹题刻“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楹联的拓品照片。由此可知，雪峰寺主殿那副门柱石楹联，就是根据瑞梁、广义师徒重制的朱熹楹联镌刻的。这样，在鉴别朱子手迹的同时，必须破解“清水住山瑞梁洎（及）徒广义敬刻”这一题款，再以地方志等相关文献互证，即是另立新说的路径。于是，在南安洪濑镇党委秘书林汉权和集新村村长黄进华的引领下，找到镶嵌在洪濑清水岩后殿大门左侧的《重建清水岩碑记》；此外，在开元寺法一禅师的帮助下，找到了道元禅师于1997年季春撰刻的《广义法师舍利塔铭》。《碑记》与《塔铭》互证，加以从地方志及文献稽考，我的结论是：朱熹楹联撰书于淳熙十年（1183年）冬；瑞梁、广义师徒于1927—1928年重镌该楹联。但拙文只谈自己所知及证据，自圆其说。对“漳州说”没有一句非议。拙文认为该楹联书于淳熙十年（1183年）重游之际，既有地方志记其行踪，又有可视同手迹的存世题刻作证，故认为“可备一说”。

然而，历史的隐微之处扑朔迷离，治史忌孤证。拙文所持的“泉州说”由于地方志书文献证据不足，说此楹联是淳熙十年冬朱熹与陈知柔一行同游杨梅山雪峰岩之际所书，需要佐以更加令人信服的证据。因此，漳泉两州之说都有可能出现“奇迹”。我们共同期待着新的发现。

10. 2015年10月，泉州孔子学会荣获全国大中城市社科联工作会议主席团授予的“全国先进社科组织”称号。您长期积极参加泉州孔子学会活动，于2020年换届时当选为会长。能否请您谈谈该学会做了哪些有意义的工作？

林：2010年9月22日，泉州孔子学会成立。泉州市人大原副主任、泉州师院原党委书记洪辉煌被公推为会长。学会以推动、弘扬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以开展国学教育为核心，积极推进“亲近经典，承续传统”活动，构筑一个学习与交流平台。洪会长主编了十年的会刊，以及两期“学会活动剪影”《致敬国学》，他自己撰写文章对经典进行深入浅出的阐释。学会连续十年举办了关于“中华传统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朱熹及其后学与泉南文化”“李光地与儒学”“国学与素质教育”“泉州世遗与现代教育”等座谈研讨活动并出版了十本论文集。在多年调研推动经典诵读的基础上，学会建立了以泉州一中、泉州七中、晋光小学、泉州聚龙外国语学校等为代表的15个“国学普及教育基地”（2016年6月授牌）。先后举办了五期的中小学校长及幼儿园园长“国学教育培训班”。以上工作，洪辉煌老会长运筹帷幄，带领同仁筚路于前，余则辅佐、协助之。

泉州孔子学会中不乏能人，我不过有幸因研究朱子学、宗教学，忝列其中，尽点绵薄之力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