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与世界海洋文明”学术研讨会举办，中外学者围绕考古、档案、船舶、法制、商工、音乐、宗族、信仰等方面探讨泉州在世界海洋文明中的独特地位与价值，为泉州世遗保护利用典范城市创建和21世纪“海丝名城”建设建言献策

世遗泉州再次迎来一次学术盛会、一场思想盛宴。2022年12月26日，由泉州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主办，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和泉州海洋职业学院承办的“泉州与世界海洋文明”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

会上，13名国内外海洋文化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围绕考古、档案、船舶、法制、商工、音乐、宗族、信仰等方面论述了泉州海洋文明的特色与价值，再次深入研讨泉州、中国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其中不乏崭新观点和思维创新，为促进泉州世遗保护利用典范城市创建和21世纪“海丝名城”建设提出诸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现摘要刊登他们的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本报记者 黄宝阳/整理

“世界泉州”与“泉州世界”留下丰富海洋文化遗产

■李庆新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

泉州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出版的《泉州与世界海洋文明》，是泉州与海上丝绸之路、海洋文明研究的最新成果，收录了一批知名老学者、新专家的最新著作，既有中华海洋文明、世界海洋文明发展历史的宏观研究巨作，也有泉州海洋历史文化的微观研究佳作；既有全球视野、世界眼光，也有区域角度、整体思维，不同程度体现了多学科、多角度、宽视角、大视野相结合的思维方法。

思考泉州与世界海洋文明，可以提出两个概念：“世界泉州”与“泉州世界”。“世界泉州”与“泉州世界”，是考量“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两个维度、两面镜子、两把尺子。“世界泉州”，主要展示泉州在宋元时代海洋世界中的实时盛况、中心地位和对海外世界的巨大凝聚力。泉州以其跨国、跨区域的中心性，汇聚了中国与海外世界的人流、物流、资金，以及技术、文化、宗教，通过海洋平台、海洋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市场“无形之手”，联系起国内和海外市场，成为举世瞩目的海洋贸易圈。

“泉州世界”，侧重体现泉州对宋元时代世界海洋文明的历史贡献、对海外世界持续的辐射力和持久的生命力。“泉州贸易圈”既是个国际经济与商品交易的平台，也是东西方宗教文化交流融汇的枢纽；它既包容保存来自海外的域外文明成果，更将本地海洋文化发扬光大、将中华文明推向海外世界，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引领潮流的重要窗口和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对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方“儒家文化圈”等文明体系的构建，泉州有其独特的贡献。

“两个泉州”，一个侧重经济（贸易圈），一个侧重文化（文化圈），构筑起充满泉州特色、中华气派、充满东方魅力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泉州形象”。这个“概念图”，大体上是互相叠合、互相交织的“两个泉州”的同心圆，空间上均以泉州为中心，以“海丝”为中轴，以海洋世界为基本空间，由近及远，由国内的东南沿海及内陆腹地，扩展到东南亚、东北亚海域，远及印度洋、地中海世界，形成海陆互动的国际性的巨型贸易体系和网络空间。

“两个泉州”给世界留下丰富的海洋文化遗产。“世界泉州”再现了中古“东方大航海时代”东西方交流历史的盛况，诸多中外文献和22处世界文化遗产点就是最佳物证；“泉州世界”则参与乃至引领了一个时代（东方大航海时代），凝练了海洋世界“文明交流、和平对话、互利发展”等“海丝”精神，促进了宋元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国家的和平发展与经济繁荣，为世界海洋文明进步作出突出贡献。

泉州港代表了古典航海时代的“海港模式”

■姜波 山东大学教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

2021年成功申遗后，泉州已成为国际知名的研究海洋文明史的重要阵地。泉州以海港城市的身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代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城市发展模式，作为古代中国航海文明的见证，泉州何以成为对全人类而言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城市遗产？

我从2013年开始对泉州港进行一些考古遗址调查和研究，发现泉州跟长安、洛阳的都城考古有着不同的城市模式，我称之为“海港模式”。泉州港的“海港模式”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城市特征：

首先，港口的选址上，泉州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是季风之地、河海交汇的地方，地处晋江、洛阳江跟大海交汇的地方，依托两条河流向腹地延伸，同时又面向大海，从地理环境上来讲，特别适合发展海洋贸易。

其次，泉州港沿江而建，从港口衍生出整个城市的发展。泉州城的城市布局与规划在中国古代城池发展史上也有它的独到之处，它不同于长安、洛阳、北京等内地政治经济城市，是一种面向海洋文明、面向海洋贸易的港口城市。城市里工商并举，有很多工业生产设施，是重要的瓷器、铁器、茶叶出口基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外海洋贸易港口，大量外来物品从此进入中国，从南海一号、后渚古沉船等出土的物品都是生动的证明。

第三个城市特点，是泉州有非常发达的市舶制度。市舶司和南外宗正司都是主管海洋贸易的重要机构，这是泉州城里很重要的管理机制。最近几年国际上历史学的研究、海洋史的研究都特别关注贸易与税收的情况，今后在泉州港的研究中，也应该更多关注经济、贸易和税收方面。

此外，泉州作为海洋贸易港口，它的人口结构也与其他城市有很大不同，有洋馆番坊，被称为“光明之城”。从宋代以来泉州就设立接待外国人员的馆驿，埃及人、也门人、印度人，甚至还有混血儿，各个国家民族的人在此汇集，并一步步融入泉州、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

最后，各色人等汇聚带来了多元宗教信仰的融合，泉州本土的宗教和外来的宗教都在这里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宗教文化遗产景观，文化多样性特别丰富，有世界上最大的海神祭祀设施，有东南地区最大的佛寺开元寺，还有清净寺、世界上仅存的摩尼光佛石造像……

从以上城市特点可看出，泉州港代表了世界城市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种“海港模式”，是东方航海文明的一个重要的见证，因此，它成为对全人类而言具有突出价值的海港遗址。

元代泉州在与印度洋国家交往中具有核心作用

■马建春 暨南大学教授、《暨南史学》主编

泉州在南宋地近政治中心的地位以及宋以来地近输出大宗商品青瓷、白瓷生产中心，使之港口地位日益提升。至元代，泉州成为有元一代与印度洋国家交往最密切的港口城市。

元代遣使印度洋多由泉州出航。在这一时期东西方海上交往中，泉州发挥了突出作用。因为元代遣使印度洋及印度洋国家使臣来华基本以泉州为始发点和登陆点。由于印度洋使节与泉州色目人所具有族缘、教缘、地缘之特殊关系，加之语言优势，元朝往往又选派他们出使其故国，以便于交往，从而也使得元朝与印度洋诸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印度洋海上通道日益扩展。

元代泉州与印度洋交通线路的拓展。马八儿国与元朝双方使聘往来密切，《元史》之《本纪》所载就达23次。其王子孛哈里亦两次来华，并落户泉州。马八儿国为其时印度洋西岸通往东亚海域的重要贸易港和中途给养补给站，亦是当时自印度洋东部通往印度洋西岸之两条海道的分航地。元代以前，唐宋王朝与印度洋贸易的中途节点以苏门答腊、爪哇诸岛屿为中心。元时显然已延展至马八儿，并经马尔代夫之海上捷径，使得中国船舶更多、更频繁地进入印度洋西线沿岸。这与“泉州—马八儿—马里八儿—索科特拉岛—亚丁”新航线的开辟密切关联。

元代市舶法由泉州市舶司推出。至元三十年（1293年）正式制订了市舶法则23条，延祐元年（1314年），又修订为22条，这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献，它第一次详细规定了中外商舶从事海外贸易的法则，故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元代制订市舶法则以泉州为依据，说明泉州在元代市舶贸易中的中心地位。

斡脱、泉府司、官本船与泉州的印度洋贸易。元代设立了一系列与海上贸易相关的机构与制度，以加强与印度洋国家的贸易联系，这些机构与制度均与泉州密切相关。元代的泉府司机构是在斡脱制度背景下建立的，掌管斡脱、海运、市舶贸易等，管理商人们出海贸易。官本船制度是元代官营海外贸易的重要手段之一，其提供的充沛资本使得泉州的海外贸易十分兴盛，许多官本船即由泉州离岸，驶向印度洋地区，从事远洋贸易。

在承继宋代海上贸易优势条件下，元代泉州贸易地位得以增强，海上交通线路进一步拓展，资本又有了可靠的保障，乃使得有元一代泉州在与印度洋国家交往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闽南沿海商工文明推动社会生产方式进步

■王日根 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闽南沿海商工文明的形成是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共同促成的，呈现出亦儒亦贾的人生观、义利兼顾的道德观和稳中求进的价值观，从而推动了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促成了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善。

关于闽南沿海商工文明的形成。闽南沿海商工文明是随着唐宋以来工商经济的发展而开始萌芽，经过明清时期的逐渐发展，到了近代进一步壮大。整个形成过程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共同作用。自然环境方面，在闽南，沿海人们以海为田，海洋航运的发展给沿海人民寻到了新的生存途径，推进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更。商品经济因为航运而发展，给闽南地区扬长避短、发展经济创造了极好的条件。社会环境方面，明清政府对于海外贸易采取游离于两端不断摇摆的状态。清王朝废除迁界政策以后，在沿海地区设置了海关，显示出了一种对世界贸易大环境的适应，这对闽南地区是有积极意义的。

闽南沿海商工文明的特征。首先是以泉州为代表的闽南地区，人们在经商、生活、环境改善后，更注重业儒，赢得海滨邹鲁这样的名誉。其次是义利兼顾的道德观，把义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农田水利的兴修方面和救济守御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再次是稳中求进的价值观，因为闽南沿海环境变化非常剧烈，为稳中求进，需要采取一些有效手段相互支持、相互帮助。

商工文明形成的意义。一方面，是推进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使商业和工业都因为世界市场的牵引而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促进了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善，因为商工行业的发展，闽南地区的老百姓普遍提高了生活质量，以至于像泉州和月港都获得了小苏杭等的美誉。

福船是宋元泉州辉煌的

重要因素之一

■刘义杰 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

泉州作为一个古港，不仅仅是商贸港，还是中国的宋元时期的造船重地。从五代以后，福建造船居全国之首，尤其是北宋中期，仅泉州一地就能“每岁造舟通异域”，可见福建造船伴随着泉州港的兴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两宋交替之际，福建船显示了其优异的航海性能与庞大的造船潜力，赢得了“海舟以福建船为上”的赞誉。从了鸟船发展成为应用水密隔舱技术建造的、具有优良航行性能的福建船，即福船，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力船舶，是造就泉州宋元时期辉煌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福船成为中国三大船的首选，与特殊的时期福建为南宋王朝的建立稳固做出重大的贡献有关，因此，南宋名臣吕颐浩在其《论舟楫之利》里对中国的船舶进行综合判断、并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得出结论：“故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

北宋中叶以后，福建船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船舶，我们在大量的海外贸易过程中看到的都是以福建船为主。福建船到后期衍生为两种，广义上指的是福建和浙江及广东地区建造的始于八槽舰、起源于了鸟船发展起来的水密隔舱且尖底、面阔、首尾高昂的远洋商贸船，过去统称为福建船。狭义的福船指嘉靖倭乱以后，依托福建船优良船型改造成为适应各种海洋环境、能发挥巨大效能的各类战船，这种船一般是以福建船为底建造，另外它主要是在福州建造，所以明朝水军都把在福州建造的船叫作福船。

五代以后福船承担三种功能，首先是使节船，使节船承担了国家对外访问、大使乘坐的船，最重要的是郑和宝船为福船，这是学术界基本公认的。中琉长达接近400年的册封有20多次，每次出航的船只都是在福州建造，建造完以后从福州港出发到那霸，叫册封舟。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宋代的商贸船，现在海内外很多海底沉船出土，基本上都是福船，如泉州海交馆保存的宋代古船及著名的南海一号、华光礁一号、元代兴安沉船也是福船结构。战船则有大福船、小福船、草撇船、海沧船、鸟船、开浪船、同安梭船等。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中心城市

■李冀平 泉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副研究员、福建省海洋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其价值意义在于为今天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份对“世界海洋和平贸易”和“人类多元文化和平共处”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历史范例，对今天世界各国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的历史启迪和现实意义。

建议泉州充分发挥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先行区的重要作用，站位世界遗产城市新起点，从以下五方面入手，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

一是发挥泉州海丝核心区先行区“世界遗产”新优势，加快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世界遗产文化交流中心城市，深化和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项目的交流合作，探索在泉州设立“世界遗产城市联盟和平论坛”，推进与世界遗产城市的文化交流，讲好“一带一路”中国故事、刺桐故事。二是发挥泉州海丝核心区先行区“世界遗产”新优势，加快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文化合作中心城市，拓展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城市文化交流的新形式、新平台、新载体，探索线上线下国际文化交流的新途径。三是发挥泉州海丝核心区先行区“世界遗产”新优势，加快打造世界海洋文化遗产国际旅游中心城市，以泉州打造“世界遗产保护利用典范城市”为抓手，建设“世界海洋文化遗产博物馆之城”，加快22个世界遗产遗址公园及遗址博物馆群建设。四是发挥泉州海丝核心区先行区“世界遗产”新优势，加快打造金砖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伙伴中心城市，加快金砖国家国际会议（会展）中心等一批基础配套项目的规划建设，争取举办金砖国家世界遗产文化旅游博览会、金砖国家物质文化遗产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推进泉州海丝文创产业与金砖国家的交流合作。五是发挥泉州海丝核心区先行区“世界遗产”新优势，加快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人文商贸中心城市，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世界遗产城市”人文商贸新IP，对外展示数字经济时代泉州世界商贸文化的新形象。

宋元泉州海洋法制商贸开启我国海洋法制文明

■陈明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一级高级法官、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

宋元泉州海洋法制商贸，是世界上较早的成制度体系的海洋司法实践，为我国海洋法制文明开启了崭新的篇章。

2021年9月，由泉州中院编撰的《宋元泉州：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法制》一书出版，这是一部对宋元泉州的法律制度进行探源和系统整合的书。该书在梳理宋元泉州海洋法制文化内容的基础上，对宋元时期的法律制度进行系统整合，从市舶司制度、海商贸易、涉外管辖、刑事制度、宗教制度、婚姻家庭等法律角度，多视角、多领域、多层次解读泉州成为宋元时期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法律成因。

我认为，宋元泉州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法治具备以下三个属性：

第一是和平属性，宋元时期开展海上贸易，贸易不同于朝贡，因此制定了贸易制度，这就是国际法的雏形，是平等国际法的门槛，把日本、高丽等国的贸易做法用成文法的规定固定。在贸易之外，外商如果在中国待下来了，他们的居住、学习、贸易等等，法律都有规定，他们还可以享有越诉等优厚的待遇，说明我们的法治具有很强的和平属性。

第二是公平属性，我们与外商交往的时候，出发点就是互通有无、合作共赢，税收减轻，尤其是泉州先行先试，税收15抽1，别的港口不仅10抽1，还有禁榷、合买、博买制度。我们还给外商优惠和优厚的利益，比如越诉权就是一种优惠，很多案件甚至是由皇上亲判的。我们还发布了很多的法令，从强化民事政策开始进入了国家导向，由国家引导经济。

第三个是先进属性，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从国力来看，当时中国是统一多民族有广阔土地的国家，占了世界1/4的GDP；其次是法律，当时欧美等地教会和世俗法是并行的，他们的司法来自宗教裁判，而我们的司法来自很正规的行政系统，跟社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相呼应；再次，那个时候的泉州是世界海洋文明的参与者、创造者之一，我们具有独特的发展形式、发展动力、文明体系；最后，在海洋文明之上的贸易法律及社会的法律，我们创造了与海洋文明相呼应的海洋法制文明，以泉州、广州为坐标的海洋文明和法制文明代表古代中国海洋法制文明建设的顶峰。

拓展深化泉州海洋文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聂德宁 厦门大学教授、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

泉州的海洋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涵盖的范围甚广。就海洋文化内容而言，至少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三个方面的层次和内涵，所以在泉州海洋文化研究的学科范围上，并不仅限于历史学、考古学、语言文学等传统的人文学科领域，同时也应包含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法学、社会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乃至地理学、海洋环境、航海交通、建筑工艺等理工学科，属于综合交叉学科研究的范畴。

泉州海洋文化的研究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地持续拓展和深化，全方位多角度地拓展和深化泉州海洋文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它不仅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泉州海洋文明历史发展脉络，而且也有益于增进对泉州在中国乃至世界海洋文明中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理应成为今后持续努力的方向。

考虑到研究范围的拓展、课题研究的深入，在某种程度上有赖于长期的资料积累和完善的资料建设为基础。因此，很有必要在“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的泉州，设立或建立一个泉州海洋文化研究甚至也可以是中国海洋文明研究的资料中心或是资料数据库平台，来全方位地广泛收集中外间有关中国海洋文明的历史文献和文物，进行收藏、保护、整理、研究、翻译乃至汇编出版。

泉州提出“活态传承中华海洋文明，把泉州建成世界遗产保护利用典范之城”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发展思路。因此，在时机成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尝试在泉州建立常设的“中华海洋文明研习营”或是“中华海洋文明研修基地”，使之成为周期性的常态化的活动，面向大中小学生乃至社会大众，从中培养和造就一批又一批中华海洋文明的传承者、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者和参与者。这方面尤其可以同相关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文博单位，以及中小学校合作，在每年寒暑假期间举办各种内容丰富的海洋文明专题讲座和海洋文化体验活动，全方位展示中国海洋文明与世界海洋文明相互借鉴交流的悠久灿烂历史；同时积极探索和创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方式方法，充分发挥历史文化遗产的教育功能，普及和推广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知识和理念，不断提升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水平。

妈祖庙天后宫是“海丝”文化重要物质载体

■连心豪 厦门大学教授

妈祖信仰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时代产物，2021年泉州申遗成功，2009年妈祖信俗列入非遗，海丝与妈祖信仰密切相关。

“海丝”包含比“陆丝”更高的技术含量，它需要先进的造船技术，高超的航海技术，包括指南针罗盘的应用，利用季风技术、地文航海技术、天文定位导航术，掌握海洋潮汐规律等。到了南北朝后，陆上丝绸之路才逐渐转向海上丝绸之路，大食商人先到中国来，阿拉伯商人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还是相当进步的，中国人慢慢就赶上来了，后来就变成了东方两大海上贸易民族。唐朝开始设立了市舶制度，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应运而生。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里详细记载了当时到泉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有58个，货物有很多，基本上都是以香料为主，到元代泉州一跃而上，成为世界商贸的中心。明代有更多的文献记载泉州的对外贸易，以泉州为代表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

妈祖信仰与海上丝绸之路相伴而生。妈祖信仰是海丝的精神支柱，福建海商及海洋贸易的崛起与妈祖信仰息息相关，因为中世纪科学尚未昌明，“行船讨海三分命”，当时在福建出洋贸易的商船上都设置神龛仓，清代的战船上也奉祀妈祖神龛，现在很多水下考古发掘沉船上都有妈祖神龛。世界著名的港口妈祖宫庙有很多，在中国沿海各地各个港口都有，它们甚至分布在东南亚各国，遍布于有华侨的地方。妈祖庙和会馆天后宫是海丝重要的物质载体，是一个重要的标志物，可以连点成路，构成中国的海丝商路网络。

南音在国际交流中推动传统文化认同

■王维 日本国立长崎大学教授

南音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乐种之一，也被称为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2009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南音不仅在闽南地区传承，在海外，比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闽南人中也广泛传播。我主要通过新加坡南音发展的历程，探讨其传承、变迁和对华人文化认同的作用。

新加坡有关南音方面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历史学、音乐学、民俗学、民族音乐学领域，主要由闽南出身的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研究。经过长期研究，积累了很多成果，现在南音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除了对音乐本身的研究，也有对南音的文本和继承的研究。

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认同，南音的传承者主要来自闽南地区，新加坡的福建人占华人的30%—40%。南音在新加坡的传播有100多年的历史，鼎盛时期是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走向衰落，80年代后又重新复兴。兴衰原因有多方面，既有华人所处内外的环境变化，也与南音本身音乐的特点有关。20世纪80代后，新加坡为加强传统文化发展，开始调整政策，举办与中国传统习俗有关的活动与文化节等。进入90年代，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崛起，两国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增加，华裔青年对中国和南音等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还有重要的一点是，湘灵社主导的一系列有关南音的传承和改革及与中国南音的交流活动，给新加坡南音发展带来新契机。

南音在新加坡的传承和变化过程，与两国关系有着深远的联系。两国南音的交流，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并产生了积极的文化效果：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中国南音还没有复兴，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南音乐社对闽南地区的南音乐社提供了一些资金援助，为中国南音复兴创造了条件；他们的资助令泉州的南音社数量增加，并通过南音大会等形式，加深了与海外的交流，在交流活动中将泉州南音的声誉推向国内外；泉州本土南音的复兴和发展也对东南亚海外南音乐社的发展予以支持，如派遣教师、提供教材乐器等。

新加坡南音传承与发展活动，是为了维系族群的传统文化和认同。从南音在新加坡的传承发展可以看出，新加坡华人对文化认同的摸索，不是单一的，是多元的、多层次和混合的，既有华人族群的认同，也包括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

闽南宗族宗亲强化海外华侨与故乡关系

■潘宏立 日本京都文教大学教授

1994年，我深入晋江、石狮农村展开了为期一年多的有关宗族现况的田野调查，随后几乎每年都返回进行长短不一的跟踪调查。我以根据对石狮市容卿蔡姓宗族及福建柯蔡宗亲会长达20余年的追踪调查为例，介绍闽南宗亲组织的内在构成以及海外华侨网络密切联系的方式和机制，与大家分享传统社会组织在全球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作用，提供一个深入认识与思考侨乡对外交往的文化视角。

当代闽南农村宗族组织的复兴。闽南宗族及宗亲组织的发展过程大概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宋代的发展以贵族为中心；明代时宗族渗透到村落社会普及开来；1950年—1980年式微；20世纪90年代起伴随着宗族的复兴，宗亲组织恢复发展；2000年至今宗亲组织稳定发展。

闽南宗族组织结构与祭祖空间。以容卿宗族为例，容卿蔡氏宗族是集中分布在石狮市近郊相依为邻的8个自然村，拥有8000人口的大宗族，宗族结构严密，由大宗、小宗、房族三个区分明显的层次构成。每个层次上都有自己的祭祖场所，构成范围及功能不同的祭祖空间。

宗族的祭祖活动。发达的宗族大村落，祭祖设施依不同的宗族分支建有家庙、祠堂及祖厝，构成了等级不同的祭祖空间，在不同的祭祖空间表现出不同的组织性及不同的祭祖方式，既明确了大宗族内部各分支的独立性及上下的等级关系，同时也维持了大宗族的一体性。

宗亲组织的建立与华人国际网络的建构。传统的社会组织一个是宗亲会，一个是同乡会，尤其在海外华侨华人社会里面，根据我的调查，石狮柯蔡宗亲会组织和菲律宾柯蔡宗亲组织就一模一样。

宗亲与海外、境外宗亲的交流。通过容卿宗亲始祖在故乡陵墓重新修建的仪式、菲华容卿同乡会换届庆典、世界柯蔡宗亲总会联席会议等活动及很多的交流与参访，强化了海外华侨与故乡的关系。

通过以上调查我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东南地区尤其是闽南农村，随着社会政治经济转型，宗族组织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地区社会中由同姓宗族串联而成的宗亲会组织也纷纷成立，并逐渐由地区性网络不断向国际性网络扩展。闽南地区宗族复兴及宗亲组织的发展有其鲜明的地方性因素，最重要的推动因素是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互动关系。

从一份笔录看清代中国东南沿海帆船贸易

■钱江 香港大学教授

我以一份荷兰东印度公司对英国雇佣的福建商船船长的口头讯问笔录档案为例，与大家共同探讨其中反映出的清康熙三十九年、四十年中国东南沿海的帆船贸易情况。

首先，从以前大量的资料可以看到宁波港跟日本、东亚、朝鲜半岛的贸易比较多，宁波港在当时已经崛起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中国对东南亚海上贸易的港埠，这个笔录就提供了这条线索，而且它涉及的数量相当大。康熙三十九年（1700），这一年前往东南亚港埠的船只，从宁波出发就有12艘，其中8艘到巴达维亚，2艘到马来半岛柔佛，另外2艘到马辰，数量超过从广州和厦门出去的，广州的比例是最小的。但从第二年，也就是康熙四十年（1701）的统计数字来看，厦门的商船超过了宁波港，大多是福建的商船在走这条线。此外，商船在婆罗洲的马辰是跟当地的土著居民进行交易，我们也再三看到中国的船长汇报的确有到港埠贸易，以往中外史对马辰贸易港，特别是对中国商船的研究不够，所以有必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从中国船长的回答记录来看，英国东印度公司当时在宁波、厦门、广州等口岸的活动十分活跃，其商船的规模也挺大，那艘破损的商船船上的水手就多达274人。提到当中的商品打了一个问号，特别是用黄金制作的鞋子，他们再三提及，而在我们以往研究的论著和原始资料中，我从来没有见到过黄金制作的鞋子从中国不同的口岸被欧洲人买去，这究竟是什么地方生产的？是不是工艺品？采购的数量大不大？这些都不清楚，这值得进一步研究，清政府当时对外国人限制很严，不准他们进入宁波，所以他们在停泊的Xeuxan岛或者教皇岛上购买中国商品，这究竟指哪个岛屿，还需要考证。

根据笔录，航行的时间从宁波到巴达维亚需要一个月，即使到了18世纪初，中国船只在航行中风险还是挺大的，特别提到8艘帆船从巴达维亚回航，只有5艘能回去，另外3艘在途中就沉没了。

在输入的商品中，在宁波、厦门、广州三个地方，都可以看到英国人把白银和毛呢纺织品输入中国，是比较大宗的商品。当然，笔录中还有不少疑问，需要进一步研究。

独特的民族结构孕育泉州海洋文化

■谢重光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闽南文化是海洋文化非常浓郁的一种文化形态，孕育泉州海洋文化的重要因素，除了优越的自然环境、海交条件之外，独特的民族结构也是孕育、形成及发展泉州海洋文化的重要基础。

历史上泉州的民族构成包括南迁汉人、土著越人与外来蕃客三大部分。南迁汉人、土著越人特别是其中的疍民、主要来自大食和波斯的蕃客，这三部分人经过长期的接触、交流、融合，形成了泉州人。

唐末五代之后，大批的汉人迁到泉州，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生产方式、先进的文化，也改变了社会风气，为泉州当时各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特别是农业、手工业与海外贸易都有长足发展，奠定了泉州海洋文化的基础。土著越人在泉州包括一种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专门在水上生活的疍民，而蕃客主要是外国人，他们都是善于冒险、经商的民族。泉州民族结构的这两种成分极大推动了泉州文化向海洋文化的发展。

这三部分人的融合不只是血缘上的融合，也是文化上的融合。敢拼、敢闯、敢冒险，重商、善商的思想意识和精神就流淌在融合而成的泉州人血脉中。这是泉州人得天独厚之处，可以说，泉州人的海洋文化精神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并不是所有滨海地区都具备这种人种上的优势，因而并不是所有滨海地区的文化都属于海洋文化。泉州因为有这方面的优势，加上自然环境等方面的优势，所以它就形成了海洋文化。

泉州市非常重视海洋文化的探讨与建设。关于今后泉州如何加强、加深海洋文化建设，我认为可加强专题研究，如对泉州市舶司与市舶使研究，民族融合视域下泉州人的形成过程与形成机制研究，泉州海洋文献资料辑录与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泉州对外陶瓷贸易研究等，都可以成立专题、进行专题研究。经过深思熟虑、反复论证之后，确定下来的研究专题可以采取招标的方式，吸取全省、全国的研究力量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