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是一年中最喜庆吉祥的日子，春节前后这段时间，也是结婚的高峰期。每年这个时候，在喜庆祥和的氛围之中，也屡屡有一些杂音出现，其中，有关“天价彩礼”及其衍生社会问题的新闻总能在第一时间引发舆论的广泛讨论。就在前不久，一条关于江西女友索要上千万元彩礼的文章登上微博热搜榜，虽然事后调查显示，这很有可能是为了骗取流量而杜撰的内容，但是天价彩礼问题再次刺激了公众敏感的神经，并在社会上造成新的焦虑。

近年来，天价彩礼问题愈演愈烈，在经济落后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动辄18.8万元、28.8万元乃至上百万元的彩礼，对于当地居民来说，是不小的负担，这还不算已成结婚标配的房子、车子、三金（首饰）等这些支出。为孩子成家而掏空一辈子的积蓄，并不是夸张剧情，而是不少人的真实生活。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比如：传统婚俗文化被不良风气侵蚀，助长炫耀性心理、彩礼攀比之风；一些农村的男孩找不到对象，“光棍”越来越多；结婚双方家长因彩礼问题爆发矛盾冲突，导致婚后生活不幸福等，无不令人担忧，并成为长期困扰人们的一大社会问题。

为遏制天价彩礼，不少地方作为“试验区”推行婚俗改革，或是进行宣传教育和引导，或是推出新的乡规民约进行约束和整治。比如河北省河间市一些村规定，红白喜事每桌的香烟和酒不能超过一定金额，彩礼和宴席的桌数及餐标也设置有确切数字的上限。萍乡市2022年多次发出婚俗改革倡议，抵制高价彩礼。这些举措当然有必要，但因为围绕文化做文章，也容易陷入进退失据的境地：要么过软没有约束力，要么约束过细又会产生侵犯村民自由等质疑。以至于社会上出现“你说你的，我干我的”的尴尬局面。

其实，高价彩礼的出现，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现象，旧的乡规民约等软约束之所以失灵，在其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说到底，天价彩礼背后实则是经济因素在“作祟”。有必要将天价彩礼置于城镇化的背景下来观察和分析。一方面，随着城镇化进程，经济落后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性别比不断走高，更多女性得以通过教育或就业等途径进入经济发达地区，在这样一个性别失衡的婚姻市场下，竞争加剧是必然，不断攀高的彩礼就成了竞争获胜的一个筹码。另一方面，在现实中，这笔钱多被作为小家庭运转的一笔启动资金。男方家庭“送”上的彩礼多被女方父母交还给小家庭，用于支付婚房首付或其他大项消费。近年来，城镇化的推进，在城镇甚至城市安家成为不少年轻人的愿望和现实选择，不断上涨的房价也意味着小家庭婚后启动成本的增加，而天价彩礼就成为不得已之下转嫁或者说分担这种成本的一种选择。这也解释了，为何天价彩礼经常出现在经济落后特别农村地区。

然而，正视天价彩礼背后的社会原因，并非为其开脱，更不是强调“存在即合理”，而是要摸清这一症候背后的“底层逻辑”，对症下药，搬走这一压在不少农民身上的“大山”。我们不妨放宽视野，循着天价彩礼背后的经济逻辑，尝试作出一些新的探索。比如，通过抑制房价上涨、均衡城乡教育资源等办法，减轻年轻人构建小家庭的显性或隐形的成本。多种因素调节作用下，天价彩礼或将回落。

毋庸置疑，年轻人组建家庭，不应以过多的物质财富来衡量，更不能把彩礼作为婚姻的筹码。而要解决这一问题，为年轻人营造良好的婚育环境，就需要人们正视高价彩礼背后的经济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