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城池建设中，遵照规制配套建筑有文庙和武庙。文庙敬奉孔子，武庙敬奉关羽。文庙与武庙的文化含义即“崇文”“尚武”，是大众对文治与武功的一种信仰。在泉州惠安县城中心，有一座迄今已有五百年历史的“登庸武庙”，从明代的相国蒋德璟、布政使庄应祯，到清代县令钱济世，再到现代的侨领曾纪华，都曾造访该庙。这里也延续着一代代人的忠义信仰。
建庙历史早于邑城
走近位于惠安县螺城镇的登庸武庙，整座庙宇坐北朝南，传统闽南宫庙建筑风格，二进三开间，中有天井，斗拱翘脊，雕梁画栋，巍峨壮观。武庙山门高耸于中新花园三环路西侧，横额正背面分别榜书“登庸武庙”和“大义参天”大字；山门内的庙前大埕立青石雕九龙壁照墙，行空腾云，栩栩如生。主殿“忠义殿”居中，祀关圣帝君，神像威武庄严；左殿祀文昌帝君并岳武穆王；右殿祀痘疹娘娘。前落左殿祀福德正神，右殿祀护驾将军及坐骑赤兔马。
据登庸武庙管委会黄家荣介绍，惠安城中旧时分设七个铺：登庸、琼林、弦歌、龙津、乐善、鳌震、庆泉，登庸铺位于城中心区域，惠安县“文庙”与“武庙”呈东西对峙之势，相距只有两三百米。因武庙建于登庸铺中，故以铺名冠之。武庙原址位于提督衙南侧，旧时规模宏大。武庙历经兴替，20世纪80年代初，爱国侨领曾纪华倡捐重修。1998年，经惠安县人民政府公布，登庸武庙碑刻被列为第五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次年因旧城改造需要，择今址奠基，遵原规制重建，于2000年竣工。重建的武庙保存了明代始建时的石台阶、石香炉以及清代碑刻、石柱对联、柱础等文物及原建筑构件。
据登庸武庙内保存的清代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石刻碑记“本庙纪事”记载：“螺阳登庸铺之有帝君庙也，建自嘉靖初年。”惠安县自宋太平兴国年间建制，旧无城，直至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福建巡抚王忬以倭寇为患始倡议建城，次年十月竣工。如此说来，武庙的历史比惠安城池的建设早了将近三十年。泉州师范学院闽南文化生态研究中心陈桂炳教授曾表示：“古代泉州的关帝信仰，在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发展到一个高潮，以位于府城的通淮庙最具代表性。据清康熙四十三年的碑文记载，惠安登庸武庙是嘉靖初年始建的，这与泉州地区关帝信仰发展的历史进程一致。惠安登庸武庙的关帝信仰历史悠久，很有研究价值。”
伫立武庙门口，大门的一对冠头联引人关注：“登史论功勋，武穆以前谁与匹；庸德臻神圣，文宣而后惟斯人。”这对清代石刻冠头联工整而巧妙地将铺名“登庸”二字及主祀历史人物功绩道德嵌入其中，上联的“武穆”是指岳武穆岳飞，下联“文宣”是指文宣王孔子。惠安诗人、书法家王平山先生评价，这副楹联书法取法颜真卿，体貌庄严，浑厚挺拔，对联构思巧妙，对仗工整，以“武穆”“文宣”两个历史人物衬托关羽的历史地位，气势宏大，堪称登庸武庙的珍贵文化遗产。
清代碑记讲述传奇
登庸武庙主祀的神祇关羽，当地人称之“夫子公”，数百年来“父老传述不衰”。庙内碑记记载的数则传说故事，侧面佐证了历史上惠安百姓对于武庙“关圣帝君”的敬重与倚赖。
据说，武庙在建庙之时，云山生长有大樟树三株，中间一株凌霄向日，气象端凝，左右两株环抱苍绿繁茂。“爰梓三像追琢金玉焉”，建造者取三株樟树雕刻了三座神像（关羽、关平、周仓）。
“嘉靖戊午，倭寇环疆，城几累卵。贼望神旂闪烁，驱驰雉堞间，遂惊顾遁去。”嘉靖戊午（1558年），倭寇包围了惠安县域，惠安城形势危急。倭寇见到关帝的神旗闪烁，关帝驱驰在城墙上的短墙之间，于是惊慌地回顾张望，逃遁而去。
“崇祯壬午，疫气流行，病患之家见帝车过门即获痊愈。”崇祯壬午（1642年），县内瘟疫横行，病患之家见到关帝的车马从门前经过，很快就痊愈了。
“顺治甲午毁城，火将及庙，神促居民崇福公救火，庙得安全。”清顺治甲午（1654年），《惠安县志》载：“十二月初四，海寇袭城，刘千焚掠倍惨。”战火四起，火势即将蔓延到武庙，关帝托梦指点居民崇福公施救，庙宇得以安然无恙。
除此之外，尚有“每遇荒旱祷祝，随赐甘雨”等等神迹。这些发生在武庙的故事类似神话，但清代的当地士绅郑赟、张天培等人却言之凿凿，勒诸碑铭，更为武庙增添了一缕传奇色彩。拂开铭文中的神异笔调，碑记所述惠安遇倭患、瘟疫、兵灾等，的确是与县志相互印证的史实。
“国家沿前典，建文庙，崇祀先师孔子。复肇建武庙，以崇祀关帝。庙用帝制，自京师暨各省、郡、州、县，岁三祭。其仪略降于先师，在社稷二神之上。”清代进士、安溪人官献瑶在乾隆年间《重修泉郡通淮街关帝庙碑》碑文中提及武庙的重要性及享祀等级的崇高，仅次于文庙孔子的规格。而惠安的登庸武庙因关帝屡次“御灾捍患，功德及民”，在清代受敕“特祭”，是其一大特色。惠安县道教协会会长陈荣朗介绍：“据传，惠安历史上具有特祭称号的庙宇有四处，即：西门龙泉宫、一片瓦寺特祭观世音菩萨、登庸武庙特祭关圣帝君、南门外霞莲天后宫特祭天上圣母。特祭这种称号在别处并不多见，似乎为惠安独有，其来源有待进一步考究。”立于武庙东门的“奉旨特祭关圣帝君”石碑也印证了这一说法。
坐控形胜名动公卿
“螺山发其源，莲峰储其秀；左云山，右宫墙；龙峰隐插，留山拱照；北通凤池，南极清溪；伦迹马蹄，往来如织，诚一邑巨观也。”登庸武庙占据邑中绝佳地理位置，“坐控形胜，不特捍卫登庸已也”。在武庙建筑周边，形成一个古代高端“住宅区”，与武庙紧邻的是清代提督陈鸣夏的府第“提督衙”，周边还围绕着庄应祯之孙庄毓庆的宅第、李恺“天官第”、武举人王珍、进士曾钰宅第。在众多官员士绅聚居之处，武庙也逐渐形成一个民间的公共议事场所。民国时期，惠安城中商户在武庙成立了“夫子会”，每月在武庙聚集一次，交流商业信息，承担社会慈善事务。关帝信仰崇拜也无形中树立了商人们讲信誉、守合约、重大义的道德风范。
“郡相国蒋、邑方伯庄二公，或制袍肃迎，或增修亭宇，冠盖络绎，旄倪顶祝，二百年来如一日也。”登庸武庙创建以来，得到官方与民间的高度重视。明代的内阁首辅蒋德璟、广东右布政使庄应祯等名相贤臣都曾到武庙祭祀。
蒋德璟，字中葆，号若椰，晋江福全人。明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选庶吉士转授编修，先后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户部尚书、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等职，一度入阁拜相，民间称之“相国”。蒋德璟身处明末，敢于针砭时弊，向崇祯皇帝谏言政事，是难得的经世之才。他博闻强识，著有《御览备边册》《敬日草》《视草》《悫书》等著作。堂堂蒋相国公务倥偬，怎么也与惠安武庙有此机缘？
原来，蒋德璟十分崇仰关帝，自称“德璟梦寐之中累承神遇”，他有感于史书中关帝的记载不够完备，民间的关帝传说又多有讹舛，在其著述《敬日草》卷六中，亲自作《关圣世家》一文，“划陋斥诞，归诸信史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蒋德璟与崇祯九年任惠安知县的李沾交善，评价其“治惠以廉能著声”，曾作《贺惠安李父母三地同春八闽特荐序》，赞誉李沾在惠安、莆田、晋江三地任职时的德政。由此观之，蒋德璟过惠安时，在李县令陪同下到登庸武庙“制袍肃迎”也就顺理成章了。在蒋的记述中，“今（关帝）祠庙之盛，且与学宫仙佛埒”，反映了明末泉州地区关帝信仰的盛行。
庄应祯，字希周，号石坡，惠安霞曾人。嘉靖十六年（1537年）19岁时中举，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登进士，官至广东右布政使。史料记载，庄应祯“风裁自持”，在广西任上有人私下贿赂他，被他断然拒绝：“吾慎保厘此土，不尔污也。”表现出高洁的气节操守。晚年庄应祯致仕回乡，关心民瘼，热心公益，纾解盐户之困，修留公陂，“凡邑利病，不靳为请有司蠲之”。惠安民众感其德泽，祀之于学宫，作为晚辈的蒋德璟为之作《庄方伯碑记》立于惠安文庙左侧。庄应祯之孙庄毓庆，万历辛丑进士，官广西右布政使，祖孙同任“布政使”一职，因此庄氏家族号称“一门四进士，三世两藩台”。
此外，见于记载的还有明崇祯丙子（1636年）惠安知县叶初春扩建庙前亭榭、清康熙年间王正等士绅鸩资赎店增建亭宇和护驾将军殿等。在地方官员及士绅们的不断努力下，到了康熙甲申（1704年），登庸武庙已经是一所规制完备的庙宇，惠安县令钱济世亲自撰写了弁言，记述武庙的扩建。
据史书载，1946年，鼠疫发病流行385个村，传染死亡人数达到5013人。惠安名医李文珠（李叔潜，曾与弘一法师往来）也在抢救疫者时不幸被传染而去世。一时人们谈疫色变，不少惠安百姓远走他乡以避疫害。危急关头，惠安士绅们共同商议，迎请涂门街通淮关岳庙的关圣夫子圣驾来惠安“驱逐瘟疫”。到了惠安，通淮关帝的鸾驾驻跸登庸武庙，与武庙关帝相偕巡城。“驱逐”瘟疫后，惠安百姓感激涕零，此事轰动一时。说来也奇，关帝巡城过后，疫情竟然真的有所缓解，传染鼠疫的病例也大幅减少。如今立于登庸武庙门口的碑刻记录了这一事件：“（武庙）圣驾会同通淮圣帝巡视惠邑，户户打扫，放鞭炮迎驾，驱逐瘟疫，合邑平安。”疫情过后，惠安百姓大有劫后余生之感，在当年的“清和之月”（农历四月）赶制了一方“大德曰生”匾额，敬献给泉州通淮关岳庙以示感谢，并在匾额中详细叙述了关帝爷此次“驱疫有功”的经过：“岁丙戌春，惠邑疫疠为灾，蔓延四境。同人等吁请圣驾莅临，藉资覆庇。驻鸾未久，罹病渐稀，感帝德之崇隆，快妖魔之辟易，敬镌额颂，永表心香。”“大德曰生”取典于《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
当然，这场疫情的消散实是多方面努力争取而来的结果。当时卫生部设于上海的东南鼠疫防疫站特地派几十名工作人员来惠安进行消毒。还有为数众多的如李文珠医生一样献身疫情一线、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人员，共同谱写了一首众志成城的“抗疫战曲”。 （林达伟 文/图）
